南宁市首次就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立法。其中明确：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经劝阻仍不改正的，驾驶员、乘务员可为其提供营运服务。意见稿一出，立即引来广泛关注。（9月27日《》）

　　所谓“提供服务”，不就是不让座要赶下车吗？

　　然而不让座就该赶下车，就能赶下车吗？南宁这个，显然是个馊主意。而这样一个馊主意，竟然还会被当作地方法规，更是匪夷所思。乘坐公交车，给老弱病残让个座，理所当然。一些乘客不给老弱病残让座，屡有所见。说这种现象是社会之痛，并非夸张。然而此痛无论如何也是属于层面的问题，倘若以立法形式对其惩治，岂不是制造“冤假错案”？

　　且不说这个法规没有可操作性——既然乘客不给老弱病残让座要被罚，那么一车乘客，哪个必须让座，哪个可以不让，由谁说了算？是驾驶员、乘务员想罚谁就罚谁，想赶谁下车就赶谁下车吗？如果公交车上不让座要赶下车，那么市民若有不文明行文，难道要被赶出城？南宁这个的死穴更在于，不论哪个乘客，上车买了票，就是和公交公司订立了契约，公交公司有义务把其送到相应的站点，而没有因为其不让座而单方面解除合同，更没有赶其下车。倒是乘客如果问一声：坐车买票该有座，公交公司没给座，是否也该被赶出市场呢？

　　将层面的问题用法律手段处治，既违反立法，更面临“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最终必然把法律套牢。既然所立之法本身就“先天不足”，一旦冒然推出，出现大量的“违法”现象几乎是必然的。倘若“违法必究”，该会有多少人成为“罪人”；要是“法不责众”，那又将置法规于尴尬境地，损律的。而可以预料的也是必然的结局，就是变成“短命法规”。

　　在制订规章制度乃致法规的时候，未作周密考虑就草率行事，以至制度法规刚刚出台，就进退两难，要么朝令夕改，要么法如空文，这样的教训已有不少。要想得正着，不能靠歪打。立法是极严肃的事，对某件事情是否需要立法，不能仅仅凭想当然。一拍脑袋就决策行不通，脑袋一拍就立法同样行不通。法律法规需要——把法律法规当成“以毒攻毒”，本身就是亵读了法律法规。对南宁此举，我们或许可以用“好心办错事”解释，然而总是“好心”总是“办错事”，又怎能让人释怀？

　　权大还是法大，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什么是越位，什么是错位，这些话天天在讲，早已耳熟能详。然而讲来讲去，平常时节也点头称是，一碰到实际向题，却马上故辙重蹈，搬出了行政来越俎代庖。南宁这个不让座就赶下车，就是又一个提醒。它再次警示我们，权比法大，不仅损害了形象，更凸现了的缺失和自身的必要和迫切。如何制约和规范行政，促使依法行政，这必由之仍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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