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民间已开始出现了如“小额财产管理、遗产管理和贵重物品保管”等形式的民事信托，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更进一步讲，以下这些实务中出现的问题，也完全可以作为信托(尤其是默示信托)来处理：

　　1、遗托(遗嘱负担)。遗托是遗嘱人在遗嘱中对受遗赠人或者遗嘱继承人提出的履行某附加义务的要求，在法上又称为遗嘱负担，其实质是遗赠或遗嘱继承所附加的义务。通说认为，遗托具有附随性，是必须履行的具有不可免除性。如果受托人没有按照遗嘱的要求履行所附加的义务，其便没有资格获得遗产。中国《继承法》第21条明确：“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可以取消他接受遗产的。”最高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对此做出了进一步解释：“附义务的遗嘱继承或遗赠，如义务能够履行，而继承人、受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益人或其他继承人请求，可以取消他接受附义务那部分遗产的，由提出请求的继承人或受益人负责按遗嘱人的意愿履行义务，接受遗产。”但是，这样一种法院的履行同样可能面临遗托不能实现的困境。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将遗托视为遗嘱人设立的遗产信托。一方面，遗托符合遗产信托的基本特征，遗嘱人的目的不在于使受托人获得财产，而是在于受托人对义务的履行。该财产在本质上是一项目的财产，构成了信托基金;另一方面，将信托财产作为的基金及对受托人义务的法律可以充分的保障遗托的实现。同时，在遗嘱指定的人或者力担任受托人时，由受益人或法院另行选任受托人去完成遗托，可以最大程度的尊重当事人的意志。

　　2、出租车挂靠法律关系。出租车营业，是一种出租车公司集约经营管理的形式。由于中国目前对出租车行业实行个人准入的，出租车车主不得不将自己的车籍落在已领取营业执照的出租车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经营客运或货运业务，此种现象在中国俗称“靠行”。实际车主与被挂靠的出租车公司(实际车主下称“车主”，被挂靠的出租车公司下称“公司”)之间关系为，车主每年或每月向公司缴纳一定的挂靠费，车籍、工商注册、税务登记、车辆营运证等皆登记在公司名下，并以公司名义缴纳各种税、费及年检;出租车的实际营业活动则由车主经营，盈亏都是车主自己的事情，与公司无关。出租车挂靠营业，是中国目前出租车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与其他挂靠现象不同，并不是法律的行为。目前，出租车业的这种挂靠法律关系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理论上也没有。出租车挂靠实际就是设立了一项信托。即以公司为受托人，为车主利益对车辆进行管理的信托。将出租车挂靠法律关系定性为信托法律关系具有以下三方面意义，首先，《信托法》能够为出租车挂靠提供法律依据，出租车挂靠这一具有明显公益性的经营管理制度也就有了制度保障;其次，在因出租车营运产生法律责任时，可以运用信托原理确定车主与公司之间的连带赔偿责任。这样就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例判决公司在其所收取的管理费限额内与车主承担连带责任，却苦于没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最后，在双方发生权属争议或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时，由法院运用结果信托的原理，判决受托人(公司)将车辆返还受益人(车主)。这种解决方式较直接确认所有权属于车主要合理的多，因为后一种处理方法将导致双方之前的一切法律行为归于无效的，而前者则是最安全的方式。

　　3、社会捐赠剩余的处理。所谓社会捐赠是指由特定的机关、法人或自然人发起的，以特定的被救助对象为受赠人，其他社会主体无偿向该被救助对象捐赠财产的行为。社会捐赠的义举令人，但是因为中国目前缺乏相关的立法，使得司法实践面临极大的挑战。以发生在广西地区的案件为例，某地税局为募集同事治疗白血病的医疗费进行公开募捐，并指定了专门的银行账户用于接收捐款。但由于迟迟没有找到适合的骨髓，地税局最终没能留住它的职工。被救助人死亡后，围绕剩余捐款14万余元的归属问题，其父与地税局发生纠纷并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捐款不是直接赠与被救助者本人，捐款余额不应属于个人遗产，驳回了其父的诉讼请求。而二审法院认为，被救助者作为特定的受赠人对该款项拥有所有权，判决捐款余额作为遗产由其家属继承。判决一经做出，随即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捐赠者的意愿是为被救助者治疗疾病而使用捐款，但是现在这笔捐款变成了个人财产，并将被用于其他目的，对于捐款人来说这是一种心理打击，如果长此以往，难免人们不会对公益捐款或者说是爱心捐款失去兴趣。为此，有学者认为应当将社会捐赠认定为附义务的赠与，其中赠与所附义务就是受赠人应当将社会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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