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记者 张晶

　　任职纽约市长的12年里，布隆伯格最为创新之举便是数字化统筹管理─这影响着840万人每天的一举一动。

　　在纽约市市政厅休息室内，有一座著名的倒计时钟，写着“让每一天带来价值”（Make Every Day Count），还显示出该届到任的时间，精确到秒。

　　2013年12月31日下午5点，在即将卸任市长一职的最后几分钟，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Rubens Bloomberg，因与其创立公司同名，一般用布隆伯格指代人，彭博指代公司）一直在盯着时钟。自“9·11”之后的年代，他已经担任了三届纽约市市长，其间还为此修改了一次法律。

　　“这座钟令我们时刻感觉到，和任何的创业公司一样，对变化充满着紧迫感。”纽约市首席数字官Rachel Haot说。

　　布隆伯格一贯不按常理出牌，“首席数字官”就是他在内创造出来的职位。即便在整个美国范围内，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联想到他创立的彭博资讯社就是个庞大的数据中心，这似乎显得顺理成章。然而认知城市的复杂度要远远超过管理一间公司。这个城市中总是着经济学家们说的那些“负外部性”的问题，而且，数字世界毕竟与现实世界有着天壤之别。

　　2011年１月，Rachel Haot正式上任。当时她只有27岁，可能是布隆伯格中最年轻的面孔之一，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她发现，无论内部还是外部，人们对“首席数字官”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无所知。

　　她需要自己定义这份工作。“它不仅仅是一个的推特账户，还意味着的转型，”Rachel Haot一再向人们如此解释，“很多人都忽略了自己每天的生活与这个密切相关。我要用一切手段，发动人们将这种关系绑得更紧。”

　　她接到的第一个命令是在90天内绘制出“纽约数字城市”规划蓝图。这是布隆伯格的夙愿，这个首席执行官风格的市长一直希望将纽约带入真正的信息时代，将这个城市变成第二个硅谷。

　　“确立目标总是第一件事，那样才能找准方向，”Rachel Haot翻开一本印刷精致的计划书说道，“不仅是你常听到的大数据、基础设施、STEM教育（美国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计划）、在线教育或支持技术产业增长，更重要的是，要令这些产业交互和协同起来。”

　　这听上去还是有些抽象，还是来看看她每天到底在做些什么。上任之初，她发起了了解纽约人与互动情况的调查，推动私人技术公司参与公共事务，培训官员如何使用社交网络，以及，将那个运转了十多年之久的网站重新设计。

　　纽约市网站建立于上一任市长朱利安尼任职期间的2000年。当时市政服务311热线还没诞生，网站上着大量文字信息，下拉菜单笨拙，搜索更加不好用。“这些年来互联网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网站也要。”Rachel Haot说。

　　这不单是网页设计和技术上的变更，还要整个部门的配合。她通过举办一次“黑客马拉松”来请这个城市里潜藏的程序员们为网站设计献计献策。活动一开始，她发现自己首先要证明：数据不是“老大哥”，这样做并不会到信息安全。

　　这场“极客与家”的对话最终证明效果不错。来自布鲁克林的创业公司Huge被选中。2013年９月，改版后的网站正式上线。人们可以在首页上清晰看到今天是否是垃圾回收日，学校是否上课，目前地铁运转是否正常，等等。之前的数据显示，在线支付物业税、投诉吵人的邻居以及支付停车费这些功能人们使用得最多，因此它们被放在显著单列出来，网页中不同类别的服务项目还嵌入了Google搜索服务。

　　一些的人渐渐打消顾虑，甚至主动找到Rachel Haot。“一旦他们感觉到工作更简单，就很感兴趣。”

　　更透明和可度量，这是数据给的日常运作带来的改变。如今在纽约市的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下载数据并与他人分享。“非常重要。我有时发现，人们对Foursquare的信任都比对高，”Rachel Haot说，“我们需要数据，重新获得人们对的信任。”

　　数据，或者大数据，对公司而言毫不陌生，它意味着通过挖掘那些未经处理的信息从而获得解决紧迫而复杂问题的方案。但管理城市从数字角度也有其合—城市当中，同样充满了关于它的市民的一切信息。Rachel Haot发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数据处于领先地位，可以让人们为任何在网上投票，伦敦也有很多政策支持技术部门。

　　无所不在的数据令城市成为一个创新的实验场。

　　如果你口有停车计时器，你就可以查到任意一天多少车经停这里，每辆车分别停了多久，支付了多少费用。它甚至还能了解到你小孩的数学测验成绩，通常你上班时喜欢搭乘地铁还是公车，是否曾为建筑施工的噪音投诉，更不用说税务记录、建筑物发生火灾的频率以及心脏病发作人数这些容易检索的公开数据。

　　这座城市中有1255个Wi-Fi热点，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Rachel Haot力求把它们带进那些上百年没有信号的地下铁中，“人们对纽约地铁最大的抱怨便来自于此。”她还推动和Google达成合作，如今纽约整个切尔西区都有Wi-Fi覆盖。

　　危机时刻信息的价值自然加倍。飓风桑迪袭击纽约市的时候，人们意识到不仅在亲历一个极端的自然现象，而且在一个城市或与自己的关系。纽约市网站和Twitter账户的登录人数创了历史新高，人们希望尽快知道哪里能顺畅供应水电，或者能尽快把油箱加满。

　　Rachel Haot住在Williamsburg，每天搭乘地铁L线或骑自行车上班。通常她会找一个有合作可能的技术公司开一个早餐会—比如Sleepover这样的在线设计公司，讨论下如何为设计一个优秀的Tumblr页面。白天则是接连不断的会议，一半时间会在市政大楼，一半时间在外，晚上她也会参加各种公开活动。接受这份工作后，她差不多用掉了20个Moleskine的本子。她经常翻查手机上的应用程序“2Do”，确保没有遗漏任何安排。

　　在纽约市布鲁克林长大的她7岁就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Macintosh，22岁独自创立了全球新闻网站Ground Report，后来还创立了一间数字咨询公司，也因此和Foursquare、Facebook及Tumblr等公司的高管关系密切，为她从事这份工作带来便利。Rachel Haot说：“很多技术公司的人告诉我，他们感觉像自己在从事这份工作。”

　　“她为政策制定者和技术创业者之间搭了一座桥梁，”一名来自的技术创业者黄宽说，“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问题，创业公司能够迅速且成本低廉地解决掉这些问题。这些公司往往希望获得关注、资本或数据，Rachel Haot的出现解决了这些问题。”

　　“当她刚上任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充满怀疑，”黄宽说，“我想她已经证明了自己并不仅仅是长相出众。”创业公司Catchafire里的“讲故事执行官（Storytelling Officer）”Hayley Samuelson曾邀请Rachel Haot到办公室做一场，“她为这个城市所做的一切令人印象深刻，作为创业者，我想在这里继续下去。”

　　布隆伯格的数字团队犹如三架马车。如果说Rachel Haot如同桥梁，联络城市中的市民、公司与间的关系，作为首席分析官的MichaelFlowers和他的团队则像是发现城市问题的侦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后盾—首席信息官Rahul N. Merchant，一切有关数据和技术的需求都可以向他求助。

　　Michael Flowers曾为律师，在曼哈顿区法院工作过4年，负责刑事和毒品犯罪案件，并非什么统计奇才。他还曾搬到，加入律师事务所Williams＆Connolly，又进入常务调查委员会从事调查工作。对自命不凡的氛围厌倦之后，他跟着司法部工作组去了伊拉克，协助进行萨达姆和其他高级官员的调查和审判。

　　至此，他和数据多少产生了些关系—他留意到军方能够运用信息技术，推断哪里以及何时可能发生爆炸事故，也对此产生了兴趣。

　　当他回到美国后，接到了布隆伯格首席政策顾问John Feinblatt打来的电话，“你有兴趣为布隆伯格工作么？”他对编程毫无概念，更不懂得贝氏那些统计方法，但这次却要用数学而非文字自己的正确性。

　　事实上他最初的工作是调查金融危机后的房屋抵押贷款欺诈案。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次“成功的失败”，“我们没能成功起诉任何人，却搜集到大量房屋数据。”桑迪飓风后的城市重建中，这些数据派上了用场，被编入“后桑迪”（Post-Sandy）应用程序中—它可以率先了解一栋房子中是否有发动机，可用以重新启动电力供应。

　　作为并不“数据化”的首席分析官，他常常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同消防员、、大楼管理员一一交谈。城市中到处都是未知地带，他要做的就是像调查任何一桩案一样，利用自己抽丝剥茧的本领，洞察其中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不同部门提供必要的数据和精确细节。

　　“这就像在玩一幅城市拼图。”他说。

　　他曾经帮助部解决了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部一直想找到向下水道非法倾倒食用油的人，因为半数以上下水道堵塞的情况都由这些凝固油脂产生。但问题在于，到哪里去找到这些“者”？

　　传统的解决办法是由健康局派出监察员，到各个街区口守株待兔，期待能正好遇到一个餐馆小工，拿着一盆用过的油向下水道倾倒。但纽约有2.5万个餐馆，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变化，这样做显然不现实。

　　Michael Flowers和部下想到了新的排查方法。他们先向商业诚信局到必要数据—该部门的功能之一是为所有餐馆颁发运送地沟油的许可证，接下来将餐馆名称和拿到许可证的名单进行比对，那些不在册的餐馆被列入“重点怀疑对象”。这份可疑名单随后被递给监察员，对方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去。

　　成功率最终高达95％。可疑地点之一中国城离位于Centre Street 1号的市政大楼步行只要五分钟，他们还在这里协同搞了一次“特别行动”。

　　“数据帮助我们尊重每个街区的细微差别。”Michael Flowers说。

　　面对这个总让人一头雾水的城市，他们可以倚赖电脑中的数据找到非法出售香烟的店铺，或是不当售卖处方药的药店，加快转移因飓风倒掉的树木，最重要的是，帮助城市监察员在面对超过2万幢房屋时，迅速判断哪幢楼可能发生火灾，将资源合理分配以减少伤亡—他们发现，那些拖欠税款、有人投诉的住宅发生火灾的几率更高。

　　结合住宅的年龄也可看出相关性。“这幢楼是在1938年后建造的么？那一年建筑规范进行了修订，随后建的楼更加安全。”Michael Flowers解释说。他们因此发现了一些不合规的住宅—比如一些公寓最多只能住6个人，结果房东放进去60个人。此前住宅部的调查员们往往前往布鲁克林、皇后区和布朗克斯等经济状况略差的地区，而忽视了曼哈顿的一些非法居住区往往是火灾最易发生的地点，消防员也容易受伤甚至死亡—这些地方的出口往往被堵住了。基于这些数据，70%的问题建筑都得到了整治。

　　当被追问这其中有哪些高技术手段时，他只是重复回答，思考比技术重要。

　　事实上他们确实没有Intel和思科那样大公司的炫目设备。即便现在他率领的这支八个人的极客小分队已经拥有更复杂的运算工具，但团队建立之初，几台装有2007年老版本Excel的旧电脑就是他们的全部装备—数据录入超过3.6万行之后，系统往往会崩溃。

　　“我不认为那些炫目的高技术可以解决本题，最重要的是建构自己的模型。”Michael Flowers说。

　　虽然倒计时钟高悬在墙，但刚进入这个时，他只是一个人在小隔间内研究架构和数据原理，打各种各样的电话，拜访各部门办公室。直到半年之后，他才在Craigslist上发帖找来了第一个助手Nick OBrien。

　　“我们从来不是什么经验丰富的团队，他们都比我年轻。”他说，“幸运的是，我有足够的招到自己想找的人。其实我们有点像‘Skunk Works’（来自美国动画Lil Abner，指大公司内让部分员工脱离原有办公，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并给予他们他人不具有的）。”

　　Michael Flowers语速极快，看上去始终充满斗志。他喜欢穿牛仔裤和白衬衫，双手习惯插兜，话至兴奋处就坐到桌子上在纸上画了起来。在他桌子上还订着一段罗斯福的话，“一切不由者说了算，荣誉属于那些满面尘灰的实践者，那些勇敢的人，那些错了之后一来再来的人……”

　　纽约市政大楼位于Center Street１号，这幢古老建筑现在的外墙甚至还保有“新”的名字（历史上对纽约的称呼）。这支极客团队像个平行角色，并不属于任何已有部门。对Michael Flowers来说，最大的挑战同样是不同部门那些数据。幸运的是，他获得了市长布隆伯格的支持和背书—这非常关键。

　　办公室的气氛则随意得像一间创业公司。如今作为团队总协调者的Nick OBrien加入时只是个刚毕业的经济系大学生，以及一个出色的棒球运动员。他说出了一个秘密：角落那张公用桌子的抽屉内放满了领带，只是为了应对真正的老板—布隆伯格的来访。24岁的Ben Dean为自己选的座椅是一个人体工学设计的橡胶球。同样只有24岁的Catherine Kwan最近完成了一个大项目，通过将建筑数据与煤气和电力供应商Con Edison的数据比对，实时了解哪里的水电即将耗尽，以应对桑迪飓风等灾难时刻带来的全城供应不足。

　　这群年轻人中没有人拥有高学历。当他们向解释自己在做的事情时，似乎也很难表达。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清楚自己在带来改变。

　　纽约的市政服务311热线如今每天可以接到6.5万个来电，内容包括投诉噪音、报告街道坑坑洼洼、想要某些文件的复印件以及咨询养某种食人鱼是否。而大部分的投诉电话都来自曼哈顿下城—下城也被他们戏称为“抱怨之国”。如果把投诉来源地在地图上用红点标出，曼哈顿下城密密麻麻的，就像个西红柿。

　　在没有这个团队前，显然就是哪个电话先打进来，就先去解决哪个问题，但这并非合理次序。“你需要抓住关键，一旦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居民自然不用再交那么多税。道理显而易见。”Michael Flowers说。

　　在畅销书《大数据：数据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生活和思考》当中，Viktor Mayer-Schnberger讲了很多故事，但他对纽约市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最感兴趣。

　　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我一直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案例，它能够创造性地展现大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数据更多、更复杂、和生活更加相关。Michael Flowers所做的一切正展现了这点。令我惊讶的是，这支团队能够从纽约市如此多样化的数据当中，洞察到最有价值的信息。”

　　在他看来，数据遍布各处，所有机构都在搜集数据，不同部门记录和分类的方法有别。“Michael Flowers令用更少资源提供更有效的服务，有时不仅节省开支，而且关切生命—比如对违章建筑和火灾之间关系的分析。如果说数据对公司和的价值有何不同，这可能就是差别所在。”

　　“纽约人和之间的关系非常深，可以用数据捕捉到。”Michael Flowers说。他一直期待能够深入挖掘那些社交网络上的信息，这是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每一天在这个城市中都会诞生25万条推特，有的是投诉餐厅卫生状况不佳，或是垃圾随意丢弃。”

　　每天搜集到的原始数据量在TB级别，尽管算不上非常庞大，但它们是这座城市的秘密。这些数据包括90万幢建筑的锅炉和电力使用情况，840万居民的心脏病发病几率，救火车、消防车和报警电话的接听频率。这个城市每天产生1.2万吨垃圾，每周诞生10万张停车券。如果你想在这里开一家商铺或餐厅，可能不需要向地产中介咨询或雇佣一间调查公司，只要登录的数据平台，就可查到某个街区上具体的人流量—多亏了地铁闸机的自动统计。

　　这些数据不仅要对现实具有解释力，还要可以预测未来。“我想我的继任者得是位数据专家，我只是在打地基，”Michael Flowers说，“纽约是最适合运用数据的地方。这里有这种文化，市长本人就喜欢说‘管理就是测量’（Management is measurement），而城市体量也决定了我们有大量数据可以采集和分析。”

　　一份名为《打造数字城市》的报告显示，技术已成为纽约的第二大产业，创造了26.2万个工作机会。这种变化在过去2年间显而易见，纽约技术气氛的确日渐浓厚。曾被艺术画廊占据的切尔西和苏荷区如今成了创业公司的温床，大型技术公司也展现出扎根于此的意愿。

　　Facebook纽约办公室决定搬到面积两倍于原来的地方—百老汇770号，并签下了10年租约。为它设计西岸总部的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也将重新打造这里。Facebook在2014年正式入驻。雅虎在收购Tumblr时，也希望将纽约的人员增加60%，其中大多数人是工程师。来得更早的Google在这个城市有3200名员工，拥有切尔西市场对面占据整个街区的大楼。

　　纽约最终是能否如布隆伯格和他下属的这些极客所愿，成为可以和硅谷抗衡的“技术之城”，尚不可知。重要的是，布隆伯格主导发生的这一切，让这个和这座城市运转得更有效率，以及，更加年轻。

　　“当人们提到的时候，往往想到的是缓慢、官僚化、无趣，等等，但他们这些面孔的出现令这个年轻化。”黄宽说。

　　“他是个科学家，喜欢用数字说话。”彭博社总编辑马修·温克勒如此评价自己这位即将回归公司的老板。在几次公开场合，布隆伯格都数字来彰显自己的政绩。

　　虽然布隆伯格已经卸任，但他依然希望将治理纽约的经验复制到其他城市。他已经自掏腰包组建了新机构彭博合伙人公司（Bloomberg Associates），计划每年选择四到六个城市，前去解决棘手的长期挑战。布隆伯格和他的极客团队的故事，也可能在其他城市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