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围城》这些著述是大学者钱钟书为人们视野所见的冰山的话，钱钟书所留下的浩繁读书笔记，就是这片冰山水面下的冰架。如今，这些冰架正在渐渐露出它们的庞大体量。2000年，杨绛先生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将钱钟书的全部读书笔记影印出版，名为《钱钟书手稿集》。2003年，手稿集第一部分、全三册《容安馆札记》出版；2011年，第二部分、全二十册《中文笔记》出版。剩下约计35000页，共211个笔记本的《外文笔记》，预计全四十八册，篇幅相当于前两部分的总和，是现存钱钟书先生读书笔记中分量最重、内容最丰富、价值最可观、整理难度也最大的部分。

　　《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近日面世。三卷本的第一辑收入钱钟书1935年至1938年间在欧洲留学期间的10本笔记。这意味着，这片冰架面积最大的部分，由此拉开了序幕。

　　“钱先生的学问都在笔记本里”

　　2014年5月29日，《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新书发布会在商务印书馆低调而隆重地举行。除了钱钟书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93岁的翻译家许渊冲，负责整理《外文笔记》的汉学家莫芝宜佳女士(M onikaM otsch)、以及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的后辈李文俊、黄宝生等诸学者出席外，104岁高龄的杨绛先生也发来录音讲话。

　　“2011年中文笔记出版后，我不敢盼望能看到外文笔记出版。”杨绛的声音在录音里有些颤，但语调轻松愉悦，“钟书在国内外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在大学教书也教外国文学，‘院系调整’后，他也是属于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别的工作，以后又借调中国古典文学组，始终未能回外文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也始终未能如愿。那些外文笔记，对他来说是‘没用了’。但是对于学习外国文学的人，对于研究钱钟书著作的人，用处不小呢！”

　　推崇笔记本价值的不止杨绛。“我们知道钱先生的学问都在笔记本里，”社科院外文所的黄宝生说，那时候社科院的年轻人给他们(钱杨)搬家，笔记本几麻袋，“钱先生是我们敬仰和的学术大师，但是他成功的奥秘在哪里？不是偶然的，他这些笔记本就是他的奥秘之一。”

　　汉学家、《围城》的德文版莫芝宜佳是比较早看到这批外文笔记的人。1999年夏天，在钱钟书逝世半年后，莫芝宜佳第一次见到了装在大箱子里的外文笔记。此前，莫芝宜佳因翻译《围城》而与钱杨夫妇结识。

　　第一次见到钱钟书是在1978年，莫芝宜佳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汉学会议，在那儿听到钱钟书作报告。“他用英语，却完全不需要看讲稿，脱口而就，很精彩。”莫芝宜佳描述，和钱先生的相遇，对她的学术生涯是一个转折点，“他给我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化之门，使我突然发现，我以前想象中的中国不是整体的，只是一个小局部。于是我决定和我的中国朋友史仁仲翻译《围城》。这个工作，为我大大开阔了眼界。”

　　翻译《围城》后，莫芝宜佳开始跟钱钟书书信往来。“钱先生的信都是用毛笔写的，非常好看，而且经常引用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等。”上世纪八十年代，莫芝宜佳在第一次拜访了钱钟书和杨绛。她记得那天自己特别紧张，因为听说过钱先生拒客的故事—钱钟书著名的那个段子就是对一位《围城》的粉丝说，如果有人觉得鸡蛋好吃，不一定要看下蛋的母鸡。但后来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钱钟书很热情，还为她起了现在的中文名字“莫芝宜佳”。

　　之后杨绛给莫芝宜佳写信，请她帮忙整理《外文笔记》。莫芝宜佳记得杨绛当时风趣地用英文学狄更斯《匹克威克》中胖孩子的语气写道：“我要让你垂涎欲滴；然后，我要抢走你脑力劳动的。”

　　“那时，杨先生刚刚先后失去了女儿和丈夫。尽管处在身体和崩溃的边缘，她仍然觉得将钱先生的遗作留给后世是她的责任。如果没有她的工作，这些笔记也不可能成功出版。”莫芝宜佳看到杨绛为笔记贴上很多细小的页码，有些还加了评语。“那是成千上万页有关整个文学的摘要。笔记用七种文字写成，主要是英文，但也有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甚至还有拉丁文和希腊文。部分是装订好的本子，部分是装在信封里的散页，很多是手写的，另外一些是钱先生自己用打字机打的。一瞬间，叹为观止的文学全貌展现在我眼前，充满尚未解开的秘密。”

　　1999年，杨绛已有计划出版钱钟书笔记全集，但尚未正式提上日程。莫芝宜佳的初步整理包括先给箱子里的211本笔记本编号，再打出每一本带有编号的目录。1999年、2000年两个夏天，《外文笔记》的第一份目录诞生。“然而，在这期间我发现我编的顺序非常杂乱无章：比如最早的、在‘饱蠹楼’完成的两本笔记，当时的编号并不是1和2，而是118和119。”莫芝宜佳那时没有想到，十几年以后还会有机会重新整理这部笔记。

　　2001年起，商务印书馆为《钱钟书手稿集》的出版正式立项，和杨绛约定将笔记全部影印出版，并聘用了专人、购置专门设备对手稿进行仔细扫描。《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责任编辑陈洁告诉南都记者，手稿集是在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手上开始做的，“社里决定斥资3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数目。”陈洁说，一开始的扫描很费劲，技术比较简陋，因为手稿很珍贵，技术部买了好几台高精的扫描仪，专门弄了间房间，聘请两个专人扫描手稿。光扫描就用了一两年，扫完还要一一调版，工程量很大。”循序渐进，之后几年陆续出了《容安馆札记》等各个部分。2011年《中文笔记》出版之后，《外文笔记》也提上日程。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2年，莫芝宜佳教授接受了这项她称之为“Im poss-ibleM ission”(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将丈夫莫律祺也动员了起来，钱钟书《外文笔记》囊括七种语言，莫芝宜佳夫妇两人加起来懂六门语言。

　　在大学档案馆的大会议室里，钱钟书的笔记原稿摊在桌子上，莫芝宜佳和莫律祺给原来随意排列次序的笔记重新编排合理的顺序，他们按年代、根据钱先生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转折点分成四辑；将散页整理成第五辑，而以期刊为摘录对象的笔记本归入第六辑。

　　莫芝宜佳总结，整理这些笔记不仅需要侦探式的嗅觉，也需要慧眼识珠的能力，如果这些都没有用，还需要勇气或者留下空白。“像钱先生在时期完成的最早两本笔记中那样准确记录时间和地点的并不多。”莫芝宜佳说偶尔会有好运气，如钱先生使用的是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 ollege)的笔记本，他或者在本子前面记下他在巴黎的地址，或者写上他想去的图书馆的名字。“连笔记本的封皮也有用，还有偶尔印在笔记本上的出版社名字和年份。”

　　目前出版的第一辑三册是1935年至1938年钱钟书和杨绛在欧洲求学期间的笔记。留学第一年，钱钟书先生涉猎了哪些图书呢？莫芝宜佳介绍，主要是用英文写的文学、哲学、艺术史和心理学著作。圣茨伯里、艾略特、理查德·阿尔丁顿、欧文·白璧德、乔治·桑塔亚纳、洛夫乔伊、简·奥斯丁、查尔斯·狄更斯、庞德等作家作品。除了《国家人物传记词典》、《大英博物馆文献》，同时，越来越多的法文原著也出现在笔记中：圣伯夫、古尔蒙、都德、法郎士、博马舍、福楼拜、维克多·雨果，甚至还有《法语俚语表》。除了英法著作，第二本笔记里收录了弗里德里希·罗高的德文著作，第四本笔记中出现了意大利文的《神曲》，以及英文翻译本的萨福的诗歌，钱钟书亲手标上了希腊字母。

　　“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外文笔记的内容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文字，可是钱先生精心挑选的细节常常出乎我们意料，令我们刮目相看。”莫芝宜佳说，这些笔记是钱先生生命的一部分，反映出他对书籍的热情，惊人的语言知识、对生活的好奇和兴趣。“他的笔记里内容很丰富，有时候是优美的诗歌，有时候是通俗的笑话，你感觉到像跟很有趣的人在沟通，它们总是使你惊奇，让你有新的发现。”莫芝宜佳说，笔记中甚至还能看到他的涂鸦，画的是钱先生的自画像。

　　[page title= subtitle=]1938年钱钟书携妻女回到战乱频仍的故国。在西南联大做了一年教授后，钱钟书前往父亲钱基博当时所在的湖南省蓝田师院工作了一年，随后在上海“孤岛”以靠给人补课和代课为生。从1938年至1949年的十一年有29本笔记，莫芝宜佳说，这个时期的笔记，内容比之前更加丰富，也有准确的目录信息。除了英文，还有用法文和德文摘录的文学原著。一部分系列笔记被钱钟书命名为“R oughN oteBooks”、“N octes A tticaeN otesinanA ttic”(亭子间读书笔记)。“由此可见，钱先生对他的笔记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到五七干校，钱钟下了82本笔记，其间，他从大学调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选入英译毛选专家组，也随而起伏。杨绛描述，干校期间，女儿钱瑗每个月都给他寄各种外国报刊。其中凡有好的，他都看，看完做笔记，即使读马恩原著，也做笔记。1972年，钱钟书从干校回到社科院，到生命最后的1998年，钱钟书共留下了35本笔记，其中包括生病期间。

　　前面四辑是按照时间轨迹和经历来划分，其余两辑则包括钱钟书用打字机打出的书摘，用32个夹子夹的32本散页，以及阅读和摘录专业期刊等内容的23个笔记本。“钟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钟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在杨绛的笔下，笔记本意味着过往钱钟书逝去的时光。

　　“特别有性的是钱先生的字迹，随着岁月流逝，它们也随着他的生活状况发生着变化。”莫芝宜佳说，在早期的笔记中，钱钟书的笔记能看出年轻时候的洒脱，篇首字母写成花式的大写字母，小写字母上边出头部分和下边出头部分拖得长长的，非常遒劲有力。他偶尔插入的图画体现出细腻的观察和准确、流畅的线条。“当然，他的字迹也随着岁月变化着。疾病也在他的笔迹中留下了痕迹。”

　　七十年代从干校回来之后，钱钟书有一段时间病得非常严重：走不稳，话说不清，字写得歪歪斜斜看不清。经过医生诊断，确诊是哮喘使得大脑皮层因缺氧而硬化。对这个病没有药物，痊愈的唯一机会是静养。生病的这一段时间，钱钟书也还在记笔记。杨绛说，“那时他写的笔记字都飞出来了，都飞到格子外头来了。”

　　“钱氏读书法”最好的

　　其实，这些笔记首先解开的秘密是关于钱钟书读书过目不忘的“”。“钱钟书先生饱读诗书，精通多门外语，凡东西文化有交集或有相悖之处，引用经典，信手或信口拈来，精妙无比。确实，钱有摄影机般的天才记忆力，但是恐怕更多的是与钱嗜书如痴，读书全神贯注，对于书中内容巨细靡遗有关。凡有，眼既心动手至，不惮烦挐，随时取笔批注，摘引，记录。”

　　在陆谷孙看来，钱钟书的《外文笔记》可算是大学问家读书的第一手“实时”(real-tim e)观感记录，其中有些或许已经写入《管锥编》等著作，更多的可能不及整理而散落至今，不为人知。

　　杨绛也在《钱钟书手稿集》的序中娓娓道来实情：“许多人说，钱钟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杨绛说，追溯钱钟书做笔记习惯的源头是在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Bodleianlibrary，钱钟书将这座英国最早的图书馆称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来不外借，到那里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

　　钱钟书的《饱蠹楼》第一册上写着：“()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第二册也有毛笔题辞：“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默存题，季康以狼鸡杂毫笔书于灯下)。”不过毛笔题辞不是在“饱蠹楼”边读边记，而是经过反刍写成的笔记。杨绛说，钱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钱钟书在读书时是喜在书中画线并批注的，但学习期间，读书做笔记成了习惯。不过杨绛也解释，这一习惯的养成，也因为两位学者多年来没个安顿的居处，没地方藏书。“他爱买书，新书的来源也很多，不过多数书是从各图书馆借的。他读完并做完笔记，就把借来的书还掉，自己的书往往随手送人了。钟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时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社科院外文所的很多学者都对钱钟书读书不藏书的习惯印象深刻。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曾经负责替钱钟书先生借、还外文书的薛鸿时有机会常与钱钟书打交道。“有时他把书留下，有时他一边和我交谈，一边迅速地翻阅一大堆书，等我辞行时，统统让我带走，说是已经用完了。”薛鸿时当时很惊讶，后来才知道，这些书钱钟书早已读熟，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后，发表前需要认真检核。他“甚至记得某书藏在哪个图书馆，封面什么样，拿到书时，如旧友重逢般高兴”。

　　薛鸿时感慨地说，“我刚认识钱先生那个时候已经40多岁了，有机会接触他，那个时候老是想请他指点一下治学有没有什么方法，有没有什么门径，后来我就觉得自己很幼稚。其实钱先生靠的就是热爱、就是勤奋，这个《手稿集》就是证明，说明要有这个成就，就是靠勤奋得来的。”

　　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记得，1964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一分为二，分为(中国)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钱钟书留在文学所的古代组，杨绛先生分到外国文学所的文学组。“为什么文学所要留相当一批外国书，也就是为了钱先生的需要，因为这些书，是钱先生最早为文学所订的。”叶廷芳说，我们进书一般是外文书店开列书单给我们，单位把书单给了有关研究人员，让你去选哪类书对你有用，你就订。那个时候懂得英文的人有一些，懂得德文的人也就是他，于是好多书都是钱先生挑来的，我相信那些书钱先生的利用率比我们还要高。“在叶廷芳看来，钱钟书怎么读书？这些手稿集是最好的。”我们以前都知道他博学强记。事实上他还是要靠笔记的，而且记得很用心。他早年记的那些笔记还有用毛笔写的，毛笔写的比钢笔写的要费力，他记下这些东西，经常还有横批、眉批等等，都非常认真，而他这些东西在著述的时候都用上了。

　　外文所当年的青年学者如今也都两鬓斑斑，但回忆起当年钱钟书先生读书的情景仿佛恍如昨日。外文所研究员、德语翻译家张佩芬记得，文学所研究中国文学的老先生余冠英曾说过一句话，“如果社会科学院要评劳动模范的话首先应推钱钟书，因为他读书、治学最勤奋。”张佩芬说当时在图书馆借书，书后面都插一个卡片，哪些人借过这本书，什么时候借什么时候还的，都有登记，“我记得我翻到的德文书很多钱先生都借过，我多半只是翻翻，书都不一定看，后来我就知道他这些书借了，是看，而且是用了的。”

　　张佩芬的老伴儿、著名翻译家李文俊说：“钱先生在图书馆借过的书我都尽量读，只要看借书卡上有钱先生名字，我就借来看。”李文俊说他后来写的不少文章都是看了钱先生看过的书写出来的，比如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这书是前些年国内才出版，但很早钱先生就借来读过，李文俊跟着钱先生读，知道了麦卡勒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说我是钱先生的学生，杨季康(绛)对我说你不是钱先生的学生。所以我只是者。”李文俊说，1959年他去看钱钟书，那一年诺贝尔文学获得者是夸西莫多，李文俊问夸西莫多怎么样，“他对我说夸西莫多没什么，他先用意大利文念了几句夸西莫多的诗，后来又翻译成英语，最后一句，it isdark(它是的)，钱先生不以为然。他让我那时候知道对诺贝尔也并不能。”

　　对“睁眼上网、提笔忘字”时代的

　　对于人们所推崇的钱钟书的“眼力”，在近年来一直在研究钱钟书笔记的年轻学者张治看来，眼力源自钱钟书重视对源流的考察，“比如说大家觉得很精彩的一句话，这个语言是不是你创造的，还是说你偷偷学习前人的，亦或在前人基础上有多少发展，他对这方面一直很。”张治说，这也是他一直特别喜欢钱钟书做学问的一个方法。“非常注意非常之后他就会有这个眼力，哪怕是时新的小作家，见解很高明，或者有独到的优点，他可以很地看出来。”

　　在《容安馆札记》中，张治发现钱钟书还谈到《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的学术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位作家写了《五日谈》，五日谈中很多内容变成了童话的材料，钱钟书顺便讨论到童话文学，托尔金对中世纪文学有兴趣，《容安馆札记》就引用了托尔金的一段话，很有意思。”

　　张治已经订购了《外文笔记》，但新书到手还要等些时日。“实际上你看《中文笔记》会发现他对很多作家都有过评论，他不是说有个什么题目找材料来读，他都是一部部原典原著细读，细读过程中记的笔记反映他对很多问题对专门著作都有细节上的评论，那些东西都没有写到专著里。里面能看到他阅读的速度，精细程度，关注的问题。这些话题都很有趣。”张治研究钱钟书读书笔记的手稿，包括他做笔记的方式，“有的人觉得他的读书笔记是传统的汉学家做笔记的方式，其实不是的，还是训练为主，他的读书笔记的方法可能还是和他早年在欧洲读书时做的西文笔记有一些联系。”不过张治强调这还需要看到《外文笔记》之后才能确认。

　　在张治看来，《管锥编》里面那种旁征博引在钱钟书的笔记里面有更丰富的材料资源，“你看到这些材料资源你会发现他写这些著作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剪裁的，他不是要追求很多，实际上他的那种罗列是很有讲究的，他有一些思在里头，各种问题都要照顾到。不是像有的人理解的，他是要炫耀学问，炫耀他博览。”

　　“看钱钟书的这些笔记，可能很多人觉得钱钟书当时读的研究著作现在有的可以淘汰了，而如果是原典，自己也要读，不可能根据他的摘引来。”在张治看来，这些笔记究竟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现在说都还只能是一个比较低的估量，要留待更远的时间才能判断。

　　“睁眼上网、提笔忘字，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还能不能出现像钱钟书这样的学者？”座谈上会，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末了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张治看来，现在治的学者很多也有贯通的视野，但很难讲还能不能出现像钱钟书这样的学者，“他不是现代型的学者，要对什么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而且他的学术兴趣和搞外国文学的学者不太一样，他有的地方太强调趣味性，比如笑话、民间谚语，有的学者可能觉得不在自己的关注范围之内。但总的来讲现在这种学术体制某种程度上是压抑了这种‘通人’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