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

　　中华人民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二○○九年三月二日

　　前 言

　　一、旧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

　　二、波澜壮阔的

　　三、半个世纪的历史性巨变

　　结束语

　　前 言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平解放、帝国主义侵略出，实行、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人民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

　　1959年之前的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十四世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也是地方首脑，集政教于一身，是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占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的物质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遭受着极其的和剥削，挣扎在极端贫困的悲惨境地中，根本谈不上的。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社会日益没落和。

　　1951年，中央人民与地方签订《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羁绊，实现和平解放，为与全国一起实现共同进步与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

　　《十七条协议》肯定了的必要性，强调“地方应自动进行”，但是，考虑到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对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以极大的耐心、宽容和诚意，劝说、等待地方上层集团主动进行。但是，在帝国主义策动支持下，上层集团的一些人面对人民日益高涨的要求，根本反对，“长期不改，永远不改”，永远保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于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在这种情况下，为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与人民一道平息了武装叛乱。与此同时，在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这是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巨大进步。

　　半个世纪以来，获得解放的各族人民在中央人民的关心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以主人翁的姿态和空前的热情投身建设新社会、创造新生活的伟大进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上的奇迹。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进展。

　　今年是实行50周年。回顾实行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50年来广泛深刻的历史巨变，社会发展的规律，用事实集团在“问题”上的各种谎言和十四世的本来面目，有助于历史，让更好地了解一个真实的、发展变化的。

　　一、旧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

　　1959年前，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之下，由官家、贵族和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对广大农奴和奴隶进行极其的和经济剥削，人民灾难、维艰，社会陷入极度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的状态。

　　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式社会形态。关于旧的社会形态，1904年到过拉萨的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中有详细的记载。他说，当时的，“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以及要烈火与沸油的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注1)旧的最显著特征是政教合一，教上层和庞大，既是的主要者，也是最大的农奴主之一，拥有众多的、经济，支配着人们的物质和生活。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中说，“这个地方实行的是封建制度。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强大的僧侣掌管一切。即使是本人，没有僧侣也为力”。(注2)据统计，前，共有2676座，僧众114925人，其中大小等上层僧侣约500人，掌握经济实权的僧侣共4000余人。当时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为僧。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僧人人数一度超过1.6万人，共占有庄园321个、土地14.7万多克(1克相当于1亩)、牧场450个、牲畜11万头，占有农牧奴6万多人。教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得到恶性膨胀，消耗了大量人力资源和绝大部分物质财富，着人们的思想，成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沉重。20世纪20年代曾作为英国商务代表留驻拉萨多年的查尔斯贝尔在《十三世传》中说，之所以能地进行赏罚，就在于他的政教合一地位，他既掌握着农奴的生杀予夺，又掌握着他们“”的命运，并以此作。(注3)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深刻地指出，“在，社会和奠基于教目标与行为一切的价值系统之上”。“教的和及大在进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还说，教和集团是“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正是由于全民族和教首领执掌政教这一因素，导致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和形势的能力”。(注4)

　　三大领主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旧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都由约占人口5%的官家、贵族、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占人口90%左右的“差巴”(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是农奴，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和，靠耕种份地维持生计。另有约5%的“朗生”是世代奴隶，被当成“会说话的工具”。据17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约有耕地300万克，其中30.9%为封建地方占有，29.6%为贵族占有，39.5%为和上层僧侣占有。此后，三大领主垄断生产资料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据统计，前，十四世家族在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牧奴6000多人。每年在农奴身上的青稞33000多克(1克相当于14公斤)，酥油2500多克，藏银200多万两，牛羊300头，氆氇175卷。1959年，十四世本人手上有黄金16万两，白银9500万两，珠宝玉器2万多件，有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1万多件，其中价值数万元的镶有珍珠宝石的斗篷100多件。

　　三大领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旧地方，农奴只能固定在所属领主的庄园土地上，不得擅自离开，绝对逃亡。农奴世世代代依附领主，被在庄园的土地上。凡是人力和畜力能种地的，一律得种差地，并支乌拉差役。农奴一旦劳动能力，就被收回牲畜、农具、差地，为奴隶。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配，可随意用于赌博、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1943年，大贵族车门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僧官洛桑楚成，每个农奴的价钱是60两藏银(15两藏银约合一块银元)，另外，他还把400名农奴送给功德林寺，抵3000品藏银(1品约合50两藏银)债。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正如当时的民谚所说：“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纵有生命和身体，却没有做主的。”农奴的婚姻必须取得领主的同意，不同领主的农奴婚嫁要缴纳“赎身费”。农奴生小孩要到领主那里缴纳出生税，登记入册，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注定了终身为农奴的命运。

　　森严的等级制度。旧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和《十六》，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职位高低而定”。上等人是为数极少的大贵族、大和高级官员；中等人是一般僧俗官员、下级军官以及三大领主的代理人；下等人是占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赔价律中：“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其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仅为草绳一根。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的《不准收留铁匠的报告》记载：1953年，堆龙德庆县一个铁匠的在十四世身边做事。当十四世发现他是铁匠的后代后立即将其赶走，并命令凡是出身金银铁匠、屠夫等家庭的人均是下等下级人，不能在里做事，不能和其他等级家庭通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藏学家谭戈伦夫在《现代的诞生》中指出，人类平等是佛教教义中的一个要素。但是，不幸的是这未能人建立自己的等级制度。

　　的和刑罚。当时的地方：农奴如果“”了三大领主的利益，“按其情节不同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截手，推坠悬崖，抛入水中，或之，将来，以儆效尤”。农奴“向王宫，不合体统，应械击之；不受主人约束者之；侦探主人要事者之；百姓碰撞官之”。不同等级的人同一刑律，其量刑标准和处置方法也大不相同。当时的：凡仆人主人，而主人受伤较重的，要砍掉仆人手和脚；如果主人打伤仆人，医疗即可；如打伤，则犯了重罪，要挖眼、剁脚、断手或处以各种各样的极刑。20世纪初到过拉萨的人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圣地》一书中写道：“在拉萨，每天都可以看到因别人的财产而受到惩罚的人，他们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从事乞讨的盲人。其次，还习惯于让罪犯终生脖套圆形小木枷，脚戴，流放到边远地区和送给贵族或各长官为奴。最重的处罚自然是死刑，办法是将人沉入河中淹死(在拉萨如此)或从悬崖上抛下去(在日喀则如此)”。(注5)英国卫麦唐纳在《之写真》中写道，“最严重的刑罚为死刑，而复造灵魂不能之臆说，于是最重之死刑外，又加之以解体干颅之。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将缝于皮袋之内，而掷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面之上，约5分钟开始下降，后视其犹有生息，则再掷沉之，迨其已死，于是将其尸体由皮袋取出而肢解之，以四肢和投之河中，随流而去 断肢之外，又有一种剜眼之凶刑，或用凹形之煨铁，置于眼内，或用滚油，或开水，倒于眼内，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视力，然后将其眼球用铁钩攫出”。(注6)

　　和贵族都有或私牢，可以自备，公堂，惩罚农奴和奴隶，甘丹寺就有许多手铐、、和用来剜目、抽筋等的。十四世的副经师赤江在德庆设立的私人管理机构赤江拉让就曾经打伤农奴和贫苦僧人500多人，有121人被，89人被流放，538人迫当奴隶，1025人迫逃亡，有72人被婚姻，484名妇女被。

　　现存的20世纪50年代初地方有关部门致热布典的一封信件内称：“为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为做法事要用人血、人头骨和人皮，旧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的和由此可见一斑。

　　沉重的赋税和乌拉剥削。农奴主对农奴剥削的主要形式是包括徭役、赋税、地(畜)租在内的乌拉差役。仅地方征收的差税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地方和庄园领主所支的差，一般要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有的高达70%至80%。在封建庄园内，农奴主将土地分成两个部分：一大部分相对肥沃的土地，留作庄园的自营地；另一部分贫瘠的、边远的土地则是以性的条件分给农奴使用的份地，农奴为了使用份地，必须自带农具、口粮，在庄园的自营地上进行无偿劳动，剩余的时间才能在自己的份地上劳动。在农忙或农奴主有事时，还要出人畜力无偿地为农奴主搬运物资、修建房屋，或做其他杂役劳动。除了庄园内差外，农奴还得给地方及其下属机构支差，其中负担最重的是运输差，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各种物资的运输全靠人背畜驮。

　　据前调查，属于十四世的摄政达扎的达隆绛庄园共有土地1445克，全劳力和半劳力农奴81人，全年共支差21266天，折合劳动量为67.3人全年服，即83%的农奴全年无偿地为农奴主支差服役。位于山南地区乃东县雅砻河畔的克松庄园，是大贵族索康旺清格勒的庄园之一。前，该庄园有农奴59户302人，土地1200克。每年庄园主索康及其代理人的税收18项、差役14项，占劳动日26800天；地方的税收9项，差役10项，占劳动日2700多天；热乌曲林寺的税收7项、差役3项，占劳动日900多天；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年要给三大领主服210多天的无偿，提供和缴纳1600多斤粮食、100两藏银。

　　惊人的高利贷。历代设有专管自己放债的机构“孜布”和“孜穷”，把每年对的部分“供养”收入作为高利贷放给群众，牟取暴利。据1950年这两个放债机构账本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3038581两，年收利息303858两。各级地方设有为数不少的放债机构，放债、收息成为各级官员的行政职责。根据1959年的调查，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共放债粮45451644斤，年收利息799376斤；放藏银51058595两，年收利息1402380两。高利贷的收入占三大寺总收入的25%至30%。贵族绝大多数也放高利贷，债息在其家庭收入中一般要占15%至20%。农奴为了活命不得不举债，欠债的农奴占农奴总户数的90%以上。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古老的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在，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 农奴所负的债务有新债、子孙债、连保债、集体债等等，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祖祖辈辈欠下的、永远还不清的子孙债。墨竹工卡县仁庆里乡农奴次仁贡布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粮债50克，祖父、父亲和他三代人还利息达77年，共付利息粮3000多克，可是债主说他还欠10万克粮食。东嘎农奴丹增1941年借了农奴主1克青稞，到1951年，农奴主要他还600克。丹增还不起债，只得逃往他乡，妻子死，7岁的儿子被抓去抵债。

　　社会停滞不前、濒临崩溃。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和剥削，严重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得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中叶，社会仍然处于极度封闭落后的状态，现代工商业和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乎是空白，农业生产长期采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牧业生产基本采取自然游牧方式，农牧品种单一退化，劳动工具得不到改进，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广大农奴饥寒交迫，维艰，因饥寒贫病而死者不计其数。拉萨、日喀则、昌都、那曲等城镇中，乞丐成群，到处可见满街要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美国藏学家谭戈伦夫指出，虽然有人声称1959年以前一般人的生活中有喝不完的奶茶、大量的肉食和各种蔬菜，但是1940年对藏东地区的一项调查表明：38%的家庭从来没有茶喝，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有时不得不吃和牛骨头一起煮的、与燕麦面或豆面搀和在一起的野草。“没有证明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

　　大量事明，到20世纪中叶，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在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广大农奴为摆脱不断发动、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装。曾任旧地方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曾指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注7)

　　二、波澜壮阔的

　　实行，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领导的人民的重要任务，更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出和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1959年，中央人民在实行，废除了极端、的封建农奴制度，完成了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深刻地改变了人民的命运。

　　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背景下，中华人民国宣告成立，北平、湖南、云南、新疆、西康等省市在此前后相继以和平方式实现解放。中央人民根据的实际情况，决定对也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并于1950年1月正式通知地方“派出代表到谈判和平解放”。1951年2月，十四世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四人为代表，赴全权处理和中央人民谈判事宜。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和地方的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实现和平解放。和平解放使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羁绊，打破了社会长期封闭、停滞的局面，为的和发展进步创造了条件。

　　《十七条协议》得到各族人民的赞成和。1951年9月26日至29日，地方召开有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参加的大会，对《十七条协议》进行专门讨论，认为该协议“对于之宏业，之佛法、、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十四世于10月24日致电，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地方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并在毛及中央人民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帝国主义出，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1954年，十四世、十世联袂赴参加第一届，并分别当选为全国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常委会委员。十四世在会上发言，充分肯定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取得的成绩，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表示热烈。1956年4月22日，十四世就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时再次肯定《十七条协议》使人民“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开始了幸福的大道”。

　　是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的应有之义。《十七条协议》第十一条明确：“有关的各项事宜，中央不加；地方应自动进行，人民提出要求时，得采取与领导人员协商的方决之”。和平解放后，广大人民要求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多上中层的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旧制度，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但是，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对的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极为宽容的政策，耐心劝说和等待地方上层集团主动进行，并给他们以充分的时间。1956年，中央人民根据实际，又作出“六年不改”的决定，等待上层的。1957年1月，国务院总理访问印度期间向、及随行的地方主要官员转交了的信，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强调六年不改，六年之后是否，仍然由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1957年2月27日，在《关于正确处理的问题》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按照中央和地方的十七条协议，的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大多数人民群众和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期间不进行。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3-1967年)期内是否进行，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可以说，中央人民对上层集团仁至义尽，作出了最大让步。

　　但是，上层集团中的一些人为农奴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根本反对，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他们和《十七条协议》，地策划了一系列祖国的活动，直至发动武装叛乱。1952年三四月间，地方的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暗中支持“人民会议”在拉萨骚乱，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1955年5月，十四世由内地返藏途经四川省，随行的地方噶伦索康、副经师赤江借口佛事活动，分别走北经甘孜、德格，走南经乡城、理塘，沿途会见当地土司和住持，策动武力对抗。“人民会议”领导人阿乐群则一行5人以迎接回藏为名，专程赴西康省雅安、康定等地，协同赤江，与理塘寺住持、头人及长期潜伏在理塘寺的歃血盟誓，组织策划武装叛乱。1957年，洛桑三旦(的三哥)昌都江达头人齐美贡布按“的指令”，纠合叛乱武装发动局部叛乱。1957年5月在地方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的支持下，成立了“四水六岗”叛乱组织，稍后又成立号称“卫教军”的叛乱武装，公开打出“西立”和反对的口号，叛乱活动愈演愈烈。武装叛乱窜扰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区，交通，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部队，到处财物，干部，人民，妇女。

　　对此，中央人民一再严正责成地方负责叛乱，社会治安。但是，上层集团错误判断形势，把中央的耐心等待和看作是软弱可欺。他们：“九年来，汉人动也不敢动我们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之力；只要我们从外地调一大批武装到拉萨，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佛爷逼往山南，聚集力量，举行，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

　　在国外的支持下，1959年3月10日，上层集团在拉萨经过精心策划，了全面武装叛乱。2月7日，十四世主动向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提出：“听说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邓少东等当即表示欢迎，并请确定演出时间、地点，同时将的这一愿望告诉了地方的索康等噶伦和的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等人。3月8日，确定3月10日下午3时到军区礼堂看演出。3月9日晚，拉萨米本(管理拉萨老城区治安的官员，相当于现在拉萨市城关区长)却市民说：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劫往；每家都要派人到驻地罗布林卡，请求他不要去军区看戏。次日晨，叛乱2000多人去罗布林卡，“军区要毒死”的，呼喊“西立”、“赶走汉人”的口号。叛乱还打伤地方卸任噶伦、时任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才旺仁增，用石头将爱国进步人士、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活活，并拴在马尾上拖尸到市中心。随后，叛乱连续召开所谓“人民代表会议”、“西立国人民会议”，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西立”，全面发动武装叛乱。

　　虽然罗布林卡受到叛乱控制，同的联系十分困难，中央驻代理代表谭冠三仍设法通过爱国人士先后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给三封信。谭冠三在信中表示体谅的处境，关心他的安全，并指出叛乱地进行军事挑衅，要求地方立即予以。亦于3月11日、12日和16日先后给谭冠三复信三封。信中说：“的坏们正借口我的安全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以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在16日的信中，他还表示，已对地方官员等进行了“教育”和“严厉地”，并表示几天后还可能到军区去。但是，3月17日夜，与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一起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叛乱失败后，又逃往印度。

　　离开拉萨后，叛乱调集约7000人，于3月20日凌晨向在拉萨的机关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于当日上午10时进行反击。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只有1000余人的解放军，仅用两天时间，便一举歼灭了集结在拉萨地区的叛乱武装，平息了拉萨的叛乱。之后，又继续迅速平息了其他地区的叛乱活动。

　　正如指出的：“要叛乱的从1955年由回去后就开始了。1957年初他从印度回来，到1958年布置了两年。”1959年逃外后，十四世及其集团更是公然成立所谓“”，公开宣布“西立”，重新组建叛乱武装，在中国边境进行多年的军事袭扰，在国际上长期从事活动，在和其他藏区策动多起骚乱事件，在祖国的道上越走越远。

　　的武装叛乱，从一开始就得到国外的支持。据某1971年1月26日报道，1957年2月，某国情报机构在太平洋某岛训练了“四水六岗”叛乱。从1956年到1957年，该情报机构先后遴选了170多名叛乱到该国的“康巴游击队员训练”受训。接受训练后的数百名藏人被空投回，随身配备了手提机枪，脖子上还挂着装有相片的小金盒。该情报机构共训练了2000名人游击队。1958年7月和1959年2月，该情报机构向“四水六岗”叛乱武装进行了两次武器空投，包括403支步枪、20挺轻机枪和60箱手榴弹，以及几口袋印度卢比。1958年11月，该情报机构通过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度占领区，向山南叛军运送了226驮武器装备。次年1月，又通过尼泊尔运入40驮物资，经协噶尔运给山南叛乱武装。该情报机构先后对康区叛军进行了30多次空投，投下的物资多达250吨，包括近万支M-1步枪、冲锋枪等枪械以及轻便的57无后坐力炮和高射机枪。据另一1999年8月16日的文章说：1957年至1960年，某国给游击队空投了400多吨物资。该国“每年在行动花费资金高达170万美元”。

　　在出逃途中，上述情报机构改装一架飞机沿途空投物资，以无线电与叛乱武装及附近各情报站联络，并将全部逃亡过程记录在案。一1974年2月11日的报道透露：据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说，离开他的首府是某情报机构策划的。该国的间谍飞机曾飞入数百英里，对集团进行空中掩护，空投食品、地图、收音机和，还扫射中国的阵地，并为这次行动拍摄了影片。

　　鉴于上层集团已经完全的道，1959年3月28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决定解散地方，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职权，由十世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提出“边平叛边”的方针，领导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运动，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百万农奴和奴隶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的。

　　废除封建农奴制的和剥削，解放百万农奴和奴隶。1959年中央平息叛乱后，立即解散了人民数百年的噶厦及其所属的军队、法庭和，废止了旧及其刑罚。紧接着，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农区开展了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和进行减租减息的“三反双减”运动，在牧区开展了反叛乱、反乌拉、反和牧工牧主两利的“三反两利”运动，在开展了反叛乱、反封建、反封建剥削和算账、算等级账、算经济剥削账的“三反三算”运动，在城镇开展了反叛乱、反封建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封建和减租减息的“四反双减”运动，并分期分批地对边境地区进行，彻底废除了农奴、奴隶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废除了封建制度、封建剥削和封建，废除了乌拉差役和高利贷债务。

　　百万农奴和奴隶从此获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的主人。他们的生命安全和从此获得中华人民国和法律的保障，不再遭受农奴主的、劳动和待遇，不再遭受沉重的差税和高利贷剥削。在中当选为第一个农民协会主任的尼玛次仁，曾经是地方噶伦索康旺青格勒溪卡的农奴。旺青格勒曾说：“尼玛次仁是我的财产，我愿意把他揉成团装在口袋里，随我；我高兴把他拉成条围在腰上也由我。”后，尼玛次仁说：“现在有法律保障我的，我再也不是谁的私人财产，活得心里真敞亮。”次仁拉姆曾做过30多年的农奴，1959年以后，她在山南地区乃东县结巴乡组织了第一个“朗生互助组”，后来她担任了自治区常委会副主任。

　　实行土地，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使农奴和奴隶成为土地的主人。1959年9月21日，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决定对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一律，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由国家出钱赎买后，分配给农奴和奴隶。据统计，在中，国家共支付4500多万元对1300多户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90万亩土地和82万多头牲畜进行赎买。赎买农奴主土地280多万亩，分给20万户、80万农奴和奴隶，农奴和奴隶人均分得土地3.5亩多。世代为奴的劳动人民站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彻夜狂欢，他们欢呼：“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的身上。现在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百万农奴和奴隶第一次成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主人，焕发出了空前的生产和生活热情，迅速改变了的社会面貌和生活条件。据统计，土改基本完成的1960年，全区的粮食总产比1959年增长12.6%，比土改前的1958年增长17.5%。牲畜存栏头数1960年比1959年增长10%。在中，建立起第一个供销社、第一个农村信用社、第一所民办小学、第一所夜校、第一个识字班、第一个电影放映队、第一个医疗卫生机构。1959年底，拉萨市区建立居民委员会28个，先后安置8700多名贫苦游民和乞丐就业，救济8500多名生活困难的贫民，120多名孤、老、病、残者。1960年，纳金水电站建成发电，拉萨普通市民首次用上了电灯。1959年至1960年两年内，建立起几十个现代化小型工厂，培养了2万多名藏族工人。90%的县通了公，公全长达到1.25万多公里。

　　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和教。对参加叛乱的的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一律，对没有参加叛乱的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在中，一方面，明令切实教和爱国守法的，人民有当僧尼的和僧尼还俗的，正常的教活动不受，有历史意义的和文物古迹。另一方面，实行“统一，，政教分离”的方针，废除在经济、上的一切封建，废除的封建占有、封建剥削、人身以及内部的封建管理和等级制度，保障各在上一律平等；内的公共资金和财产实行管理，作为生产基金和供给寺内僧尼的生活与正常教活动之用；的僧尼按劳动力情况分得的土地，由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组织生产；内收入不够正当开支时，由予以补助。通过，所有均选出了管理委员会，实行管理。去掉了教被封建农奴制了的东西，恢复了教的本来面目，有效保障了人民教的，也为实行人民的制度奠定了基础。

　　建立人民，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后，翻身解放的各族人民建立起人民。到1960年底，成立了1009个乡级、283个区级，78个县(包括县级区)和8个专区(市)建立了人民。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达到1万多人，其中乡级干部全是藏族，区级干部90%以上是藏族，300多名藏族干部担任了县以上领导职务。4400多名翻身农奴和奴隶成长为基层干部。1961年，各地开始实行普选。昔日的农奴和奴隶破天荒第一次获得当家作主的。百万翻身农奴和奴隶穿着节日盛装，手捧哈达，兴高采烈地参加投票，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负责的行使，选举产生了基层各级机关和。1965年8月，乡县选举工作完成，有1359个乡、镇进行了基层选举，有567个乡、镇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约92%的地方建立了以翻身农奴和奴隶为主的乡人民，54个县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正副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1965年9月，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功召开，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出席大会的301名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80%以上，上层爱国人士和教界人士占11%多，藏族代表中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人民的建立为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通过波澜壮阔的，仅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在延续数个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度，迅速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使百万农奴和奴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了解放，使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创了发展的新。这是社会进步和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为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确立了崭新的起点。

　　三、半个世纪的历史性巨变

　　50年来，在中央人民的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各族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迸发出创造美好生活的巨大热情，推动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当家作主有了制度保障。1965年，自治区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面确立，实现了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向人民的的历史性跨越，人民从此进入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昔日的农奴和奴隶从此享有了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事务的。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享有了国家和法律的所有。他们依法直接选举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由这些代表选举出席全国和自治区、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依法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2007年，在的自治区、地(市)、县、乡(镇)四级换届选举中，参选率达到96.4%，有些地方参选率达到100%。经过直接和间接选举产生的34000多名四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94%以上。目前，在全国代表中，自治区有20名代表，其中12名为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各1名。

　　人民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受到保障。1965年以来，自治区历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和人民都由藏族担任，各级常委会和的主要领导都是藏族。自治区各级检察院和法院的主要负责人也均由藏族担任。目前，在自治区、地(市)、县组员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77.97%。

　　自治区不仅享有省级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而且有权根据本地的、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决定本地的事务，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上级的决议、决定、命令、，如有不适合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请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据统计，自治区常委会自1965年以来，共制定了250余件地方性法规和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内容涉及建设、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语言文字、司法、文物、野生动植物和自然资源等许多方面，有效地了人民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特殊权益，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经济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50年来，中央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对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据统计，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1951年至2008年，国家就累计投入1000多亿元。1959年至2008年，中央财政向的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到2019多亿元，年均增长近12%。其中，2001年至2008年累计达1541多亿元。1994年以来，中央先后安排60多个中央、全国18个省市和17个中央企业对口支援经济建设，截至2008年底，已累计投入对口援藏资金达111.28亿元，安排6056个对口援藏项目，选派3747名援藏干部进藏工作。在中央的关怀和全国的支援下，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据统计，1959年至2008年，生产总值由1.74亿元增长到395.9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65倍，年均增长8.9%。1994年以来，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12.8%，高于全国同期年均增长水平。1959年至2008年，人均生产总值由142元提高到13861元，增加13719元。

　　旧没有一条公，如今，以公建设为重点，航空、铁、管道运输协调发展，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2008年，基本实现了县县通公，公通车里程达到5.13万公里，比1959年的0.73万公里增加4.4万公里；客运量比1959年增加近107倍；货运量比1959年增加11倍以上。以水电为主，地热、风能、太阳能等多能互补、点多面广的能源体系逐步建成。1959年至2008年，发电量年均增长16.8%，目前已有近210万人用上了电，占总人口的73%。在农村推广清洁能源，4.3万户农牧民用上了沼气。通讯事业快速发展，基本实现了县县通光缆、乡乡通电话。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56.2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55部。

　　旧农牧业基本靠天吃饭、靠天养畜，而今，农牧业现代化程度大幅提高，防灾抗灾能力显著增强，科技贡献率达到36%。粮食产量由1959年的18.29万吨增加到2008年的95万吨；粮食平均亩产由1959年的91公斤提高到2008年的近370公斤；年末牲畜存栏数由1959年的956万头(只)增加到2008年的2400余万头(只)。旧没有现代工业，如今，已初步形成了以优势矿产业、建材业、民族手工业、藏医药业为支柱，包括电力、农畜产品加工、饮食品加工制造等在内的富有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2008年，工业增加值已从1959年的0.15亿元增加到29.68亿元。现代商业、旅游、饮食服务、文化娱乐等在旧闻所未闻的新兴产业飞速发展，成为第一大产业。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和发展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前，农牧民没有生产资料，几乎终身负债，根本谈不上纯收入，2008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176元，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10.1%，2003年以来年均增长达到13.1%。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482元，比1978年的565元增长21倍。前，90%以上的人没有自己的住房，农牧民居住条件极差，城镇居民人均不足3平方米。当时的拉萨城区仅有2万人，而城周围居住在破烂帐篷里的贫民和乞丐就有近千户人。而今，人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通过推进新农村建设、实施安居工程，已有20万户、百万农牧民住进了安全适用的新房。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2.83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33.00平方米。目前，从城市到农村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2008年“五保户”的供养标准达到1600元。2006年人均收入低于800元的农牧民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农牧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和平解放前，没有一所现代医疗卫生机构，只有3所设备简陋、规模很小的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从医人员不足百人，加上农牧区的近300名民间藏医，全区平均每千人不到0.4名医务人员。天花、霍乱、性病、斑疹伤寒、猩红热、破伤风等疾病时常流行。和平解放后特别是后，中国采取各种措施预防疾病，很快就使一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基本得到控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消灭了天花，各类传染病、地方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现在，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覆盖，并逐步建立了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农牧民免费医疗补助人均达到140元。2008年，共有卫生机构1339个，比1959年增加1277个；实有病床床位7127张，比1959年增加6647张；卫生技术人员9098人，比1959年增加8307人；每千人病床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达到了2.50张和3.05人，比1959年分别增加2.11张和2.41人。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的人均预期寿命由和平解放时的35.5岁增加到67岁。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有80岁至99岁的老人13581人、百岁以上的老人62人，是中国人均百岁老人最多的省区之一。总人口由1959年的122.8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287.08万人，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95%以上。近50年是几个世纪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

　　传统民族文化得到和，教受到充分尊重。采取有力措施，促进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实行藏、汉语文并重，以藏语文为主。目前，所有农牧区和部分城镇小学实行藏汉文同步教学，主要课程用藏语授课。中学阶段也同时实行用藏语和汉语授课，并在内地中学开设藏语文课。在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考试中，藏语文作为考试科目，成绩计入总分。自治区成立以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各级包括所属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和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程序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也使用藏文。各单位的公章、证件、标识以及机关、厂矿、学校、车站、机场、商店、宾馆、餐馆、剧场、旅游景点和体育场馆、图书馆等的标牌和街道、交通标等均使用藏、汉两种文字。人民自1959年建台以来，始终以办好藏语为重点，目前共开办有42个藏语(包括康巴语)节目(栏目)，藏语新闻综合频率每天播音达21小时15分钟，康巴语频率每天播音17小时50分钟。卫视频道后，专门开设藏语频道。2007年10月1日藏语卫视实现了24小时滚动。目前，有14种藏文、10种藏文。藏文于1984年实现了信息化处理，并开发出与汉英兼容的藏文软件操作系统。藏文编码国际标准于1997年获得通过，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文字。

　　传统民族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传承和发展。国家组织编辑出版了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谚语集成、曲艺集成、民族民间歌曲集成、戏曲音乐集成、民间故事集成等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卷，及时抢救和有效了大量重要文化遗产。国家将整理出版大型口头说唱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作为重点科研项目予以资助，现已搜集300余部，整理出版藏文版62部、汉译本20多部，并有多部被译成英、日、法文出版。后，布达拉宫、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等均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单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先后安排7亿多元，用于修复一批国家级文物单位和各的重点。1989年到1994年，国家拨出5500万元和大量黄金、白银等珍贵物资对布达拉宫进行了一次大的维修。2001年起，又拨专款3.3亿元，用于维修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三大文物古迹。2007年，中央再次拨出5.7亿元，用于“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对22处重点文物单位进行全面维修。这在中国文物史上是空前的。

　　人民的教和正常的教活动受到。目前，共有1700多处各类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充分满足了群众的需求。学经、辩经、受戒、、等传统教活动和学经考核晋升学位活动正常进行。据不完全统计，现有60余座学经班，学经僧人约6000人。作为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得到国家的尊重。的教活动多种多样，教节日频繁举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恢复了各各类型教节日40余个。僧俗群众每年都组织和参加萨噶达瓦节、雪顿节等各种各样的教和传统活动。

　　现代教育和新闻文化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旧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文盲率高达95%。50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教育事业，使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从1985年开始，在农牧区实行以寄宿制为主的中小学校办学模式，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农牧民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2008年，73个县(市、区)已全部实现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其中70个县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文盲率下降到2.4%。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5%，初中入学率达到92.2%，高中入学率达到51.2%。据统计，现有小学884所、普通中学117所、教学点1237个。2008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已达6.3年。2008年，有本专科院校6所，在校学生近3万人，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达19.7%。还有中等专(职)业学校10所，在校生2.1万人。20多年来，全国先后有20个省、直辖市的28所学校开办内地班(校)，有53所内地重点高中、90多所高等学校招收班学生，累计招收初中生36727人，高中(中专)生30370人，高校本专科生1.2万余人，为培养输送了1.8万余名各级各类建设人才。目前，内地班在校生总数18640人。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科技队伍不断壮大，2007年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达到46508人，其中，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技术人员达31487人。一批博士、硕士、科学家、工程师等高级人才脱颖而出，成为推动发展的生力军。

　　现代新闻文化事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现有2家图书出版社、2家音像出版社，有各类印刷厂35个，有公开发行的23种、期刊34种，全区7个地市都有藏汉两种文字的。有9座，中波转播台39座，县级以上调频转播台76座，县级以上(含口岸)电视转播台80座，电视转播台76座，乡(镇)电视“村村通”站9111座。、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从1978年的18%和2%上升到2008年的88.8%和89.9%，实现了全区乡(镇)、行政村通电视的目标。现有电影放映机构564个，管理机构82个，农牧区放映队478个，放映点7697个，电影放映已覆盖到98%的行政村，全区农牧民每月人均看电影1.64场。目前，共有各级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站)257个，各类专业文艺演出团体10个，民间艺术团18个，群众性业余演出团体660个。新闻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人民群众了解新闻、获取信息和休闲娱乐创造了条件，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

　　结束语

　　50年沧桑巨变，经历了从、从落后进步、从贫穷富裕、从、从封闭的历程。当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民生改善、民族团结、政通人和，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历史雄辩地证明，在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实行，废除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使百万农奴和奴隶站起来，这不仅是中国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篇章，而且在国际禁奴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中彪炳千秋的一个伟大。没有，就没有占人口95%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就没有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就没有事业的发展进步，就没有各族人民今天的美好生活。

　　历史雄辩地证明，十四世及其集团是旧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和极少数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是旧、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垄断者和既得利益者。他们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这就决定了集团反对的必然性，决定了他们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决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也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50年前，为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及其“永远不改”，集团不惜发动以祖国为目的的武装叛乱。叛逃国外50年来，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图谋。他们在境外建立和维持着以十四世为政教首脑的政教合一的所谓“”，在的支持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发展稳定和国家的活动。他们在国际上黑白，大造，把自己装扮成“人民”的代言人，把旧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美化为天堂式的“香格里拉”，把实行、推动发展进步为“文化”、“教”、“”。这说明，十四世及其集团是多么不愿意看到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和各族人民在人民的下实现当家作主，多么不愿意看到农奴主阶级的和各族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又是多么希望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多么希望恢复他们失去的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天堂”。这也说明，我们与集团之间分歧和斗争的实质，根本不是自治与不自治的问题，而始终是进步与倒退、统一与的斗争。

　　历史雄辩地证明，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和奴隶，国家统一、反对民族，是和国家主权的进步与的事业。历史上，美国曾经为了反南部主义和奴隶制度，解放黑奴，不惜发动长达4年之久的大规模国内战争，耗费150多亿美元的战争费用，造成110多万人员伤亡和不可估量的各种损失。领导这场战争的林肯总统因此而名垂青史，至今仍为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集团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悍然发动祖国的大规模武装叛乱，中国采取措施平息叛乱，国家统一，解放百万农奴和奴隶，其在人类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与美国国内战争和解放黑奴相比毫不逊色。然而，一些却客观事实，，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封建农奴主的总代表十四世为“卫士”、“和平使者”、“”，而将废除封建农奴制、解放百万农奴和奴隶的中国为“”。这是十分的，也是发人深思的。事实上，所谓“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产物，是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图谋的一部分。1959年，集团发动国家的武装叛乱就是在帝国主义支持和策动下发生的。集团叛逃国外以后，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集团“”活动的、支持和训练。这说明，所谓“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民族问题、教问题和问题，而是遏制中国、中国、妖中国的问题。

　　历史也雄辩地证明，没有出，没有前途。时代要前进，社会要进步，这是不可的历史潮流。包括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国家统一和主权的意志不可，中国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意志不可，推动实现现代化、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的新的意志不可。集团搞“西立”没有出，打着“高度自治”旗号谋求半、变相也没有出。集团不论以什么借口，在开历史倒车，恢复封建农奴制，这是饱尝封建农奴制之苦、亲历新之福的各族人民不会答应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十四世只有真正放弃“西立”的主张，放弃任何旧制度的图谋，承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散所谓“”，停止一切国家的活动，才是唯一的出。十四世必须对自己的主张和行为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根本的改正。中央对十四世回到爱国立场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今后也是敞开的。

　　注 解

　　①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尹建新、苏平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②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尹建新、苏平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③查尔斯贝尔：《十三世传》(冯其友等译，社会科学院印，1985年)。

　　④梅戈尔斯坦：《现代史(1913-1951)王国的》(杜永彬译，出版社，1995年8月第3次印刷)。

　　⑤崔比科夫：《佛教香客在圣地》(王献军译，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⑥大卫麦唐纳：《之写真》(郑宝善译，南京：作者自刊，1935年)。

　　⑦阿沛阿旺晋美：《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载《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