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online 品科技】时间6月10日消息，国外近日刊载文章，讲述了柯达是如何从一家蓝筹股科技巨头破产的。文章指出，柯达过早地推出了创新的数字产品，而当时市场还没有做好迎接这些新产品的准备，这使得如此重大的“起步优势”非但没能转变成巨大的成功，反而变成了柯达的“问题儿童”，成了这家公司的“命运终结者”。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一走出纽约州罗彻斯特(Rochester)的Amtrak(美国国营铁客运公司)火车站，一阵阵寒风就扑面而来。雪花飞扬，将整个世界勾勒成黑白两色。

　　火车站的出口距离市中心很近。在搭车进城的短暂旅程中，一幢建筑物吸引了我的视线。那是一幢令人印象深刻的、颇具艺术性的地标性建筑物，靠近楼顶的地方闪烁着五个大大的红色字母：K-O-D-A-K。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在这里发明了休闲摄影技术，藉此了大笔财富，将一个小小的城镇建设成了一座城市。在随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全球范围内有无数人“按下按钮”，而柯达则“负责剩下的事情”。

　　在1996年，柯达攀上了公司历史上的巅峰，当时这家公司被评为第四有价值的全球品牌。在那一年，这家公司在全球照片市场上占据着三分之二左右的份额，其年度营收达到了160亿美元，市值高达310亿美元。在此前的1982年，柯达聘用的本地员工人数达到了高峰，当时这家公司在罗彻斯特拥有6万多名员工，其中大多数都在“柯达公园”(Kodak Park)这是柯达员工和当地人对柯达罗彻斯特总部园区的称呼工作。这个总部园区可谓“城中之城”，占地面积超过120英亩(约合0.5平方公里)，拥有自己的发电厂和消防部门，曾一度是成像行业和创新活动的“”。时至今日，这座园区仍旧矗立在这个城市里，但与胶卷生产还是柯达核心业务的年代相比，其规模已经大大缩减。

　　我在1月底来到这里，想要亲身柯达所经历的缓慢但却无可的衰落，这种衰落让人黯然神伤。

　　在整个纽约州北部在暴风雪之中的时候，一名破产批准了一项计划，内容是化解柯达68亿美元债务中的一大部分，从而为这家公司走出破产程序铺平了道。在一年多以前宣布，柯达按照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申请了破产。预计柯达将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相关程序，从而终结破产的状态。

　　在吃晚餐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柯达破产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充满感的氛围;在我的旅途中，有关这个主题的各种景象层出不穷。吃饭时，有两名中年人坐在我旁边的桌子，其中一个人的T恤衫上印有“柯达照片冲洗产品”的字样，他正在往自己的咖啡里加奶油和糖，而他的朋友则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当地《纪事》(Democrat and Chronicle)的头条新闻，内容是柯达向苹果、谷歌(微博)和微软牵头的一个财团出售数以千计的数字成像专利，价格仅为20亿美元，远低于柯达高管所期望的水平。但是，这项专利出售交易能为这家现金短缺的公司争取到时间，使其得以实施自己的重组计划。

　　与此同时，跟许多产品包装厂商一样，柯达首席执行官彭安东(Antonio M. Perez)也正将该公司的商业打印业务押注于需要大批量喷墨打印机的客户身上。但即使这项最新的战略能取得成功，也意味着柯达将为一家帮助其他企业生产外包装的公司，而不是生产未来一代摄像设备的公司。

　　无论何时，当我向前柯达员工问起这家公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情况时，被询问者总是有着同样的感慨。那是一个容易被人记住的年代，当时柯达是胶卷成像领域中的者。但时至今日，这家公司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介于徒劳挣扎与听天由命之间的困境，尤其对那些自身事业因徒劳无功的重组活动而遭到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

　　我曾来过罗彻斯特与荣安德鲁斯(Ron Andrews)见面，他曾是柯达的一名化学工程师，在这家公司中工作了30多年，但却在2005年被裁员，当时柯达首次开始缩减胶卷制造业务。安德鲁斯曾帮助开发和改良Kodachrome(柯达克罗姆)彩色胶卷，但柯达已经在2009年停产这种胶卷。在此前的近72年时间里，柯达克罗姆曾是彩色胶卷产品中的“皇冠之珠”，新闻摄影记者史蒂夫麦凯瑞(Steve McCurry)曾使用这种胶卷拍摄过一张睁大双眼的阿富汗少女的照片，这张在今天已名声大噪的照片登上了《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1985年6月刊的封面。但时至今日，柯达克罗姆已只不过是柯达停产的胶卷产品之一罢了。

　　安德鲁斯称，他是“技术更替”的者。很明显，他对柯达这家公司有着深厚的但却的感情：一方面，自从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大学毕业以来，他一直都供职于这家公司;而在另一方面，这家公司的破产让他变得“无家可归”。

　　“回想起来，当时很可能是离开的好时机。”当我们在雷迪森酒店(Radisson Hotel)见面时，安德鲁斯这样回忆道。“那时其他所有人都在无所事事地谋划着自己的尾声。”

　　安德鲁斯是老一代创新者之一，包括他在内的光学工程师、机械师和化学家共同创造了所谓的“柯达时刻”：工程师和机械师负责设计和生产机，而化学家则负责操控，将光线“冻结”和固定在胶卷上。到20世纪末期，相关业务已经成为柯达的核心业务，以至于柯达在1993年剥离的化学部门到今天仍旧作为研发和盈利“动力室”而存在，其2012年的营收为86亿美元。

　　对出生于十九世纪的伊士曼来说，化学是他十分熟悉的领域。在大约十年时间里，这位柯达创始人发明了第一种实用胶卷，然后设计生产了第一款能可靠使用胶卷的机。从那以后，摄影就不再是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涉足的领域。

　　伊士曼在他提交的原始专利文件中写道，他所作出的技术改进适用于“所谓侦探机级别的设备”，也就是隐蔽性和伪装性较强的机，这是因为他开发的技术能让机变得小型化。这种“侦探机”主要被用来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照片，从而满足那些教养浅薄之人的娱乐需求。这种机能藏在小型双眼望远镜、雨伞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里，在当时曾一度令拍摄秘密的、的、有些时候甚至是他人名声的照片这种不良行为变得十分流行。

　　跟早期时代的Netflix一样，柯达在当时也是依赖美国邮政总局(U.S. Postal Servic)的服务：客户将其使用过的机送到罗彻斯特，由柯达拿出相机内的胶卷，对客户拍摄的照片进行处理并切割成一帧帧的照片;然后，柯达再将负片、冲洗出来的照片和换上新胶卷的机一起送还给客户。突然之间，任何人都能很简单地拍摄大量照片，而伊士曼的这项新业务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了整个世界。

　　在90年以后的今天，柯达实验室开发的集成电能将光波变成数字图像。跟当初一样，这种机也会被人们当做一种玩具，也会几乎在一夜之间创造一项庞大的新业务。但在这一次，柯达不再是主角。

　　一家如此庞大而且已经确立了自身地位的公司到底是如何错失了这种新机会的呢?当我最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曾给雷蒙德德莫林(Raymond Demoulin)发过一封电子邮件，想要从他口中得知柯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德莫林在1954年从柯达的“最底层”干起，最终在1986年爬上了柯达专业成像副总裁的位子，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1993年。在柯达内部，德莫林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数字成像的早期者之一，只不过人们经常都忽视了他的存在。

　　德莫林有个外号叫“圣雷蒙德”(Saint Raymond)，至于人们是认真的叫他这个外号，还是带有的意味，那要看是谁叫的而定。德莫林已经在十多年以前退休，但他仍旧关注有关柯达的新闻，并侃侃而谈的发表了一些观点。

　　通过德莫林、安德鲁斯以及其他几名前柯达工程师和科学家，我开始慢慢出一段口口相传的柯达公司历史相关资料来源于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最早的柯达数字创新者圈子这段历史表明，柯达曾有机会采取抢占先机的策略，但却由于公司高管接受胶卷成像时代终将结束的现实而被束之高阁。

　　在我跟德莫林通信的过程中，后者曾向我发来两份商业报告的副本。在这两份报告中，他逐点分析了柯达滑坡的原因。根据他提供的数据，一卷成本价为1美元的胶卷的售价曾被抬高8倍，从而给柯达带来了庞大利润。他认为，这种高价策略推动了柯达的增长，但最终却变成了一个“陷阱”，原因是柯达高管于公司营收，却在数字成像市场呈现出景象时忽视了市场正在向数字成像转移的明显迹象。

　　“他们一直都接受(市场正在向数字成像转型的)现实。”德莫林说道。“他们不想放弃公司在胶卷成像市场上占有的90%份额，转而在消费电子市场上争取10%到20%的份额。”

　　在乔治伊士曼故居博物馆(George Eastman House Museum)里，柯达对于胶卷成像的仍旧栩栩如生。这座博物馆位于景色如画的罗彻斯特Park Place老街区，毗邻现在已是满目疮痍的“柯达公园”。博物馆里的收藏品很多，涵盖了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大多数的摄影行业创新产品和技术进步，其中有很多都源自柯达：第一款16毫米电影摄影机、大量的Brownie和Instamatic机、被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用来从外太空拍摄最早的地球照片的设备等，诸如此类。

　　这些摄像设备中，有两部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其中之一是尼康DCS-100，这是一种老式的胶卷单反相机(SLR)，它本身的容量很小，但配有一个存储设备;从原则上来说，这个存储设备跟当今智能手机使用的存储设备没有太大不同。另一部则是一款佳能相机，这款相机拥有一个同样是用于存储的内置配件，其尺寸相当于通常大小的两倍左右。这是最早的数码相机的雏形，而它们的设计者都是柯达。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接受《纪事》采访时，时任柯达首席执行官的科尔比钱德勒(Colby Chandler)曾被问过一个问题，内容是让他对未来十年、25年和50年内柯达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作出预测。钱德勒当时回答称，柯达此前的工作一直都与“的奇迹”有关，而未来也仍将如此。但在事实上，那时数字成像就已经开始兴起，而成像则不可避免地。

　　在钱德勒接受采访的几年以前，转折点就已在1975年到来。在那一年，25岁的史蒂夫萨森(Steve Sasson)是柯达摄影研究实验室的一名电气工程师。除了他自己、他的团队以及他的以外，没人知道萨森当时的任务有多么重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捕捉光线，将其转换为带数字值的电子信号。对于数字成像来说，这个任务就相当于“创世纪”。

　　对那时许多并未参与这个项目的柯达员工来说，萨森设计的机看起来更像是业余爱好者开发的产品，已退休的前柯达员工罗伯特谢恩布鲁克(Shane brook)说道，他当时的工作地点靠近柯达的摄影研究实验室。员工们觉得萨森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也很有趣，但只不过是种玩具罢了，就跟Instamatic塑料相机一样。“那时候当然有人注意到了电子成像，但许多人都没想太多。”他回忆道。

　　对于柯达的破产，分析师已经列出了很多因素，覆盖了从整体管理到糟糕的财务相关决策等各个方面。有分析师认为，柯达剥离旗下伊士曼化学(Eastman Chemical)部门之举同时也剥离了数十亿美元的现金流，而这些现金原本或许可以在这家公司面临着难以向数字成像业务过渡的困境时为其提供支持。其他一些分析师则指出，反垄断诉讼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阻碍了柯达的发展，同时也为其竞争对手敞开了大门。在这些竞争对手，有些公司成功地从模拟成像过渡到了数字成像，比如说日本富士公司等。

　　而对于像德莫林这样工作在第一线的人来说，柯达破产的原因则一直都与同一个关键的错误有关：他们认为，柯达崩溃的原因在于公司内部的两个派系存在着根本上的意见分歧，其中一派是工程师和机械师，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清晰地看到的数字成像的未来，并努力想要推动柯达朝这个方向发展;而另一派则是公司高管人员，他们则仍旧对成像和接近于垄断的盈利奇迹感兴趣。

　　德莫林告诉我说，在1980年时，柯达的一个团队曾展示过一种能将胶卷成像转为数字成像的扫描打印机。“那就是当时我所想的事情：数字成像时代即将到来。”他回忆道。由于当时他掌控着柯达专业成像部门的缘故，因此他得以自主地投资于一种数字静态相机的开发工作。德莫林说道，虽然当时公司不怎么支持，但他还是这种作法。

　　“如果没有员工的专业知识，那么很少有公司能一直保持成功。”安德鲁斯说道，他今天在博士司(Bausch and Lomb)担任高级工程师。安德鲁斯等许多前柯达员工都在规模较小的科技公司中找到了工作，从而避免了像和汽车行业那样的大规模失业现象。

　　随着数字成像的需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的缓慢发展，电子部门(Electronic Photography Division)变成了新一代柯达工程师的“”，这些工程师所接受的培训与化学无关，而是与计算机科学有关。布鲁斯鲁宾(Bruce Rubin)等工程师从1987年开始在电子部门中工作，当时打印机和扫描仪得到了发展，被用来通过远程通信频道传输数据。

　　虽然柯达的这项工作令人感到激动，但却让公司高管和员工之间产生了分歧。鲁宾回忆道：“有一件事情总是会让我感到疯狂，那就是一项计划之所以被否决，要么是因为有其他公司正在做，要么是因为没有公司在做。这中间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除非是富士公司也在做。”

　　柯达的另一名电脑工程师皮特苏西(Peter Sucy)则描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柯达工作场所中电脑稀缺的状态。“几乎没人的桌子上有电脑。”他回忆道。当苹果宣布推出Macintosh II电脑时，苏西不得不自己掏钱购买一台，这种售价3000美元的电脑能让做到一些以前无法做到的事情，例如数字照片编辑等。以这种令人喜悦的体验为基础，他开始提议柯达应生产新产品来将自身业务扩展到数字平台。

　　苏西称，当时他面临的最大障碍是电子部门的营销负责人，这名负责人的作法可以作为柯达管理层与工程师不和的。“他使用一台Underwood打字机来发送每周公文。”苏西回忆道。“他要求我的告诉我说，我不应该再提那些与电脑有关的计划，因为柯达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家计算机外设公司至少在他的管理下不会。”

　　但苏西并未被，他继续秘密开发新产品，但给这些新产品起的代号名“听起来不像是计算机产品”。这种小把戏让工程师们得以将某些实验性的产品推出市场，但随后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此前没有料到的新问题：无论他们推出什么新的数字产品，都没能取得良好的销售表现。对个人消费者来说，新的数字产品价格过高;而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其质量又还不够好。“面向市场推出这些新产品是件难事。”苏西承认道。“尤其对那些没有营销这种产品的经验的推销员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并不真正知道这些产品是做什么的。”

　　最后的结果是，“早起步”未必有用，因为当时市场还没有做好迎接这些新产品的准备。这就让柯达的公司领导人面临着进退两难的窘境：要么继续对寿命周期即将终结的产品进行投资，直到这种产品能带来的利润干涸为止，这将令柯达面临一种长期的“慢性”死亡;要么转向转向生产那些已经“胎死腹中”的产品系列，而这些产品已经给柯达带来了亏损，这将令柯达面临“猝死”的风险。

　　前《连线》主编、3D打印制造公司3D Robotics的创始人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曾写过一篇内容广泛的文章，阐述了数字时代中的各种商业模式。我问过安德森他对柯达的破产有何想法，并跟他讲了柯达电子部门的故事，告诉他柯达的工程师是如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开发出了一种400万像素的传感器的。我的问题是，柯达怎么会没能把如此重大的“起步优势”转变成巨大的成功呢?

　　“当时谁买得起那样的产品呢?”安德森还击道。“Mac电脑的价格过高，而计算机技术也要到很久以后才能跟上这种产品的步伐。”

　　当柯达终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大规模进入个人消费者摄影市场时，该公司在这个不断增长的市场上是一个占据领先地位的品牌。当时柯达生产的机从技术方面来说是业内，在2003年时是最畅销的设备。但让人无法的是，柯达不得不亏本向消费者出售机，每卖出一台最多会亏60美元。

　　柯达将当时剩余的研发力量投入到一系列数字成像技术和产品中去，尤其是扫描仪和打印机。虽然柯达仍旧拥有很多现金和专利，但那时这家公司需要的是一种能推动其重新实现盈利的重头产品。为了扭亏为盈，柯达还尝试采取了一些更加不顾一切的战略。在YouTube网站上有个视频，能让人当时那令人沮丧的现实。这个视频所展示的是柯达在2007年炸毁“柯达公园”一幢大楼的情景，当时该公司举办了一场“庆典”，邀请了许多本地人来这一瓦砾横飞的时刻，并固执地柯达将拥有的未来。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觉得这像是一场“欢乐”。“作为一名曾在9号楼以及柯达公园其他许多地方工作过的退休员工，我认为没什么理由为炸毁曾是一家《财富》500强公司资产的大楼而额手称庆。”前柯达员工哈里特鲁利(Harry Trulli)说道。“当我想到我们国家的未来时，我禁不住想哭。”

　　在随后的日子里，柯达没能找到新的机会，而是面临着更多的，因为个人消费者市场已经转向了手机，而动作敏捷的创业公司则抓住了社交照片共享的机会。照片共享平台Instagram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一家创业公司到被Facebook以10亿美元价格收购的奇迹，这一价格相当于柯达约4000万美元市值的25倍。

　　“即使柯达全神贯注地发展数字业务，结果也不会有所不同。”安德森说道。“事实是他们过早地进入市场，其命运已无可避免地被早早注定。”

　　当我启程离开罗彻斯特时，暴风雪已经过去，这座城市又重新呈现出喧嚣热闹的景象。从火车上看去，高耸的柯达总部大楼隐约可见，俯瞰着整个城市;想必在1916年初建之时，这幢大厦也是这样俯视的吧。随着火车缓缓驶出车站，柯达总部大楼渐渐地与周围的新大厦融为一体，就那么从视线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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