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木英著名理论家之女，退休干部，延安研究会理事，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

　　原标题：后代要全力支持反腐反腐是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新京报：今年你在“延安儿女联谊会”新春团拜会上的讲话引起很大反响，你是即兴发言还是准备了很久？有人吗？

　　胡木英：讲话并没有复杂的背景。这两年习总带领下的反腐斗争，给我印象深刻，中央向弥漫多年的开刀，很鼓舞。我感觉到这是一场的斗争，应该动员社会力量支持习总，作为延安儿女、后代，我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团拜会半个月前，我准备这篇发言稿，把大家平时的意见综合起来，代表大部分后代的想法。

　　新京报：你说在讲话中提到，反“四风”是“动真格的了”。你从哪些方面感受到的？

　　胡木英：关键不是看说了什么，而是看做了什么。以前也提反腐倡廉、群众线，但没有长久践行下去，成效不大。习总不仅态度鲜明地提出“反四风”、反腐倡廉和群众线教育实践活动，而且带头实践，落到实处。他亲自去参加生活会，出行不封等等。带了好头，政策才容易推行。

　　在反腐方面，老虎、苍蝇一起抓，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把、等的大蛀虫抓起来，中央反腐的力度和决心是空前的。

　　新京报：你说“这场斗争极为复杂，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基于哪些观察得出的？

　　胡木英：的数量不少，从基层干部到高级干部都有，他们已经丢掉了的，走到了人民。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会利用手中反扑。

　　“官老爷”消极对抗“反四风”

　　新京报：你观察到的反四风的效果如何？

　　胡木英：奢靡之风和主义得到有效遏制，抓得严，下面不敢胡作为。但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还普遍存在，现在对“胡作为”有性，但对“”的惩罚较少。有些干部消极，生怕出问题。

　　我们联谊会筹资拍了一部反映延安儿女风貌的纪录片《延安的儿女们》，拍完后到各部门送审，三年还没有审批下来。各部门相互推诿，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

　　新京报：反四风中存在哪些困难和阻力？

　　胡木英：阻力来自干部内部。有的干部已经变成了“官老爷”，对人民趾高气扬，讲排场，要。他们过去放松惯了，现在突然紧张起来，会不习惯，有抵触情绪，有的行为上不敢，但消极对抗。

　　新京报：有官员抱怨，反四风对工作和生活管得太死，“官不聊生”，你怎样看待？

　　胡木英：这根本不是员应该说的话。的旨是全心全意，而不是。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就不会在意自己过得怎样。父辈们从延安走过来，生活艰苦朴素，他们从来不关心物质条件，一心扑到工作中。如果抱怨，还不如自己主动辞了。

　　极少数“红二代”后代形象

　　新京报：延安儿女联谊会是怎样的组织？平常有什么活动？有很显赫的“红二代”参加吗？

　　胡木英：延安儿女联谊会是由后代自发组织起来的，组织很松散，没有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登记。联谊会很广泛，父辈是1949年以前参加的后代都可以参加联谊会。联谊会并不是围绕着显赫的领导人的后代转，这个团体中不仅有元帅的儿子，也有红军战士的后代。在这个团体中，大家都是平等的。

　　新京报：新春团拜会是联谊会最重要的活动，是怎么组织的？

　　胡木英：联谊会是在春节前后，把延安儿女组织起来团拜。形式很简单，用很少的钱租一个老旧礼堂，大家聚集起来，吃的喝的都不发，就发我们印的一页，介绍这一年的活动发展情况。每年团拜会都有四五百人参加，气氛很活跃，大家踊跃发言，想为社会贡献余热。

　　新京报：社会上对“红二代”有些非议，认为他们享受了。

　　胡木英：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红二代”是社会上对后代约定成俗的称谓，这个称谓比较模糊。大多数红二代是普通人，勤勤勉勉工作，直至退休。以我的亲身经历，上山下乡，我都跟同龄人一样，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但是不排除有极少数红二代，腐化，利用父辈的捞好处、挣大钱，了人民群众。我认为不能把他们称为“红二代”，称为“官二代”更合适。这极少数人了我们后代的形象，了他们父辈的教育。

　　新京报：你在团拜会上呼吁“红二代”对于中央反腐“不打横炮、不帮倒忙”，是针对什么？

　　胡木英：当前反腐形势很严峻，我们作为后代，肩上责任更重大。我们要全力支持习总反腐，管好自己的嘴和手，不搞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