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信托与银行、证券、保险并称为金融业四大支柱，但后三者的上市已成过江之鲤，而信托类的上市公司却比熊猫还少。截至目前，68家信托公司中，仅有陕国投和安信两家上市。究其原因，在于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不明确，而这是上市的最基本条件。
事情看来有些转机。4月10日，银监会在《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对信托公司的上市条件进行了明确。对监管层而言，这是未雨绸缪之作，在信托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营规范后，允许其上市做大做强，而小的信托公司，允许其破产或清算，或被大的信托公司接管。这样，全行业因解除刚性兑付而发生的风险，就会得到有效的控制。
信托业务起源于英国，一直是一种规避法律的形式。自上世纪引入中国后，随着业务、业务政策的变化，信托的业务形态也一直在变化，没有定型。可以说，在进行金融创新时，信托是最好用的一种工具，无论是资产证券化、公司债受托人、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融资等，都可以见到信托的影子。某种意义而言，一部中国金融史，就是一部利用信托不断创新以规避法律的历史。
尽管由于外部并不稳定，造成信托公司的利润来源不稳定，但信托公司本身，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资本金。银行因其发展有赖于资本金约束，因此银行上市、增发或发行优先股，主要动力是满足对资本金的监管要求。但对于信托公司的资本金要求并不是很严格，经常可以看到的是，一家信托公司只有十几亿注册资金，但做上百亿的业务，具有很高的杠杆。就此，信托公司又被称为中国版的对冲基金。
信托公司上市，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完善治理结构，明确商业模式和赢利模式，为打破刚性兑付做准备。这是目前中国信托业最大的问题所在。
中国信托行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末，有369笔信托项目存在兑付风险，涉及资金781亿元，但除极个别项目的利息外，最后均得以兑付。但是，随着信托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总有一天，会发生信托公司主观上想刚性兑付，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所以，要提前释缓风险。
在刚性兑付条件下，就其实质而言，信托变成了一种银行业务，以信托公司本身的信用，而不是项目本身的信用，来兑付。何况，很多信托产品委托银行代销，这在无形中也给信托产品进行了增信。从此角度看，信托业务是典型的“影子银行”，以前叫“二银行”，即没有银行之名，而行银行之实。如此，信托产品，就成了一种变相的“高息存款”。这并不符合信托的本意。真正的信托业务，每个项目的风险是隔离的，而信托公司只收取代客管理的服务费。一个项目发生风险，并不由其他项目承担，也不由信托公司承担。
近年来，信托公司作为“金融百货公司”，无论是财富管理，还是在投资、融资领域，都有无限风光。由于没有按照银行标准监管，没有对银行资本金和拨备的要求，信托公司以10亿的资本金，做100亿的业务的情况，并不鲜见，无限地放大了杠杆。而在这后面进行支撑的，就是信托业的“刚性兑付”。这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得信托业呈现出几何式增长；另一方面，吹大了信托产品作为金融资产的泡沫，在高杠杆下，极有可能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最初的刚性兑付，是信托公司维持自身信用的结果。但监管机构的“底线思维”，也实际起到了助长的作用。每当发生较大的信托产品违约事件时，监管部门总是习惯性地向相关信托公司施压，以避免违约。就像森林，从来就不允许发生火灾。而根据美国黄石公园得出的经验，森林发生有控制的火灾，是有利于森林生长的。正因为从来没有火灾，而信托公司又大包大揽，投资人就乐见其成，对信托产品的信息持续披露从不进行追究；而信托产品没有足够的信息披露，投资人就无法对项目收益进行判断，并形成惰性。出了问题，就找信托公司；信托公司不管，就向监管者施压，然后监管者向信托公司施压。在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现行条件下，刚性兑付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
除此之外，信托刚性兑付最大的危害，是拉高了金融产品的无风险收益率，严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就是说，现在的信托产品，事实上变成了一种高收益但绝对低风险的类债券。这样，资金就从资本市场流到了信托等影子银行市场。
刚性兑付的解决方法，就要让实际上已经违约的信托产品违约。如此，市场关于信托产品刚性兑付的预期就会破灭，信托产品的风险溢价将会上升；整个债务工具的“无风险收益率”则会下降，股票市场估值整体提高。
“允许个案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按市场化的原则进行清算。这是为了防止风险，也增强人们的风险意识。”李克强总理的此番讲话，被认为是本届“打破金融市场刚性兑付”的信号。对于信托业来说，2015年将是变革之年，一方面是刚性兑付会被逐渐打破；另一方面，一些符合条件的信托公司会上市，从而做大做强。
当然，要达到以上要求，还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有关规则的准备，比如《信托法》的修改和《金融机构破产条例》的制订；而信托公司的上市，还需要信托公司以稳定的赢利模式和经营范围，取得证监会的认同，毕竟允许不允许上市，还是证监会说了算。